每一个时代的画家都有可能面对历史的问题，在可知与不可知、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有着历史的烟云，也有着历史的尘埃。

　　继《罗伦赶考》《长生殿》之后的《永乐修典》，恍如隔世。从当年的自主创作，到今天的组织行为；从当年的个人努力，到今天的国家工程，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术创作也在这个变化中表现出了新时代的特点。无疑，时代不同，因为社会需要的变化，创作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而对于高云来说，他的历史感没有发生变化。他依然在自己的兴趣范围之内把握历史题材，所以，获得《永乐修典》这一国家创作工程，一切好像都是理所当然。

　　重要的是现今还有着无数明代开国遗迹的南京，高云生活在这里已经有了40年的历史，因此，他对于明朝那些事的感觉可能也会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画家的认知，这作为创作的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样一个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特别意义的重大题材，其创作无疑与他此前的创作之间有着必然的前后关系。高云所具有的历史感，不仅是关于这一题材所应该想到的历史的很多方面，不仅仅是故事和关联的人物造型，还有主题思想，还有表现形式等。在这样一种多方面的关联中，他始终如一地在寻求一种突破。因为在这一创作工程的主体中，方式方法都有别于《罗伦赶考》和《长生殿》。

　　就历史题材创作而言，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国外，每一个时代的画家都有可能面对历史的很多问题，在可知与不可知、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有着历史的烟云，也有着历史的尘埃，如果把一张历史题材的创作画成插图，画成文字的说明，或者画成博物馆中展墙上的一种附属展品，如同植物标本画，那么，这样一种绘画就会缺少历史和艺术的深度。由此来看历史题材创作的难度，正在于不能画成人们平常所见的那种图画文字，而需要对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对历史画要有深刻的认识；需要对主题思想的挖掘，需要对历史素材进行充分的梳理和整理，同时，要用当代的方式把属于自己的形式呈现出来。

　　高云领衔创作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永乐修典》（与安玉民、李强、詹勇、管峻合作），其结构形式不同一般。因为要把一个复杂的“永乐修典”这一浩大工程和历史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呈现在一幅画面之中是有一定难度的。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共2287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和丰厚的历史积淀。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决心修书，令解缙主持编纂，有147人参与，到一年后命姚广孝担任监修，钦定精通儒、释、道等各家之学的2196人，扩充编纂队伍累计达3000多，于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永乐六年（1408年）抄写完毕，此后还有刻、印、装订、包装等过程。这之中从编纂到成书的每一步，都可以形成一个画面，但都难以涵盖其浩大与繁复。可以说，任何一种方式要呈现这一历史上的伟大的文化工程，不仅有一定的难度，而且还有它的局限性。是突出帝王之功，还是倾心于文人的努力；是反映工程规模，还是显现其结构复杂；是表现时间的经年累月，还是展现空间的工序铺陈，如此等等，都有可能。

　　《永乐修典》所呈现出来的宏大的局面，以及让人们一目了然的各个过程之间的关联，看到了“永乐修典”之伟大，看到了伟大工程背后的若干问题。这之中既有帝王之功，又表现了明成祖朱棣的伟岸以及宫廷中的氛围，还表现文人于此中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艰辛；既有各个工序的铺陈，表现了一部史无前例的大典在成书中的复杂过程，又有凝聚的瞬间所表现出的时间上的长度。这种一人之功与数千人努力的关系，成为这一主题创作中的内在结构。而画面的结构方式正是以突出帝王之功的向心式安排，以围绕其周围的编纂、刻、印、装订、包装等工序中文人与工匠的劳作，显现了与浩大工程相应的繁复与具体，包括一些精心的细节；同时又以中间帝王之功的重彩与周围具体细节与过程的白描相对比，呈现出了在表现形式上的独特性，从而有了不是一眼能够望穿，而是可以慢慢品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细节，改善了这一创作工程整体的生态。《永乐修典》一是突出皇帝组织之功绩，二是呈现工程规模之浩大，而通过改变常规的表现形式，使两者在不同的区域用不同的语言方式显现了彼此的差异性。在这样一个向心的结构中，像被聚光灯照耀下的舞台中心一样，主体的突出，与主题关系的呼应，构成了能够吻合这样一个伟大工程的历史画卷。

　　毫无疑问，作为中华文明的颂歌，《永乐修典》表现出了一个立于世界独特性方面的伟大。试想，如果没有一幅能够传世的表现这一伟大工程的作品，那么，后人对于它的了解和认知就有可能像它后来的散佚一样，变得支离破碎和模糊不清。因此，高云为此画的付出，正是他的历史感的第二方面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