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诗文如此，书画亦然。艺术最稳固、最接近本质的东西，在我看来，是地域文化的特征，因为这一因素深刻而经久。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性与思想性的文化存在，其地域因素往往隐藏于书法的深处，时刻影响着书家的性格情怀、审美心理与风格趋向。

　　山阴是赵雁君的生活之基、艺术之源。作为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书风传承有序，名家迭出纷呈。绍兴之所以能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是根植于山阴区域的“特立精神”有关。“特立精神”有三个指向：一是独立自主的思想；二是推陈出新的意识； 三是特立独行的品质；四是生生为艺的精神。在绍兴书法史上，无论是魏晋时期的二王书风， 还是南朝宋时的谢灵运与孔琳之；无论是陈、隋间的智永，还是唐代的虞世南、徐浩、贺知章；无论是宋时的陆游，还是元代的杨维桢；无论是明朝的徐渭、倪元璐，还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赵之谦、罗振玉、徐生翁，都具有一种可贵而独有的山阴禀赋——“特立精神”。这种“特立精神”也时刻滋养着赵雁君，成为其书法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与精神旨归。特立之“思”、特立之“书”与特立之“美”构成了赵雁君书法创作在思维认知、笔墨修为、书法美学三个层面的立体维度。

　　特立之“思”

　　在赵雁君的眼里，传统就是一根不断发展的“线”，而经典就是这根线上最耀眼的“点”。承续经典、超越经典，成为书法家的永恒追求。他的创变性思维在于，将经典宏观而辩证地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上、书法发展的脉络中、当代书法创作的语境下去理解和把握。

　　山阴兰亭的二王书风是一个永恒经典，也是赵雁君审思与探索的第一个案例。二王书法的“神髓”就是创变精神。王羲之诗云“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他顺应书体发展的趋势，引入时代审美意趣，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形成流美清雅、妍丽潇洒的“新体”，自此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变质为妍的重大结构性转变，奠定二王帖系书法的正统地位。“寻源必问其道”，赵雁君学王羲之，学的是一种方法论以及二王书风自身的创变思路。他所承绪的不单是二王经典中所表现的艺术形式，而是通过二王谱系的研究与多样的书法实践来继承二王传统中所蕴含的创变精神。他将王羲之放到魏晋时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 并置于魏晋书风历史流变与后世影响的坐标系中去探究，同时以晋人写经残简来突破“二王”、创造“二王”。赵雁君在《我与经典》一文中说：“将原始的晋人书迹融入二王书法的创作方法，成为我创作实践的基本程式。” 这种程式的背后是基于对二王书风谱系的扎实研究，对二王书法创新脉络的深度把握，也是对传统与创新，经典与时代命题的深邃理解。二王探索之后，他对明末清初大写意书风的化合，主要选择了家乡的三位书法家徐渭、倪元璐、陈洪绶。他说：“选择倪元璐、陈老莲、徐渭等，虽系‘山阴’情结，更是性情所致， 形式所需，书风所趋。这里，我所取舍的是这些山阴书家们的特立精神与艺术风格。”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特立精神即是宋明诸儒极为推崇的自得之境，也是山阴书家的品性与追求。徐渭的大草，体现了“二王”内擫与外拓，并糅合了颜氏的宽博和张旭的飞瀑奔泻，沉稳遒迈，气势连贯，直率洒脱，其郁勃之气，狼藉之势，彰显出敢于独行的魄力；倪元璐为人清正，有忠义之气，骨鲠气刚，其书风风骨凌厉、古拙奇崛，展现出明代气势豪迈、奔放的书风；陈洪绶书法长方的字形，内敛的结体，外拓的撇捺，细劲的笔致，展现出峭利挺劲、内敛瘦硬的书风。钱穆先生云：“艺术价值之判定，不在其向外之获得，而在其内心修养之深厚。”这些明清之际的山阴的书法先贤，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就是书风奇崛豪迈、率真狂放，与人格修养的忠正刚义、特立独行相得益彰。赵雁君的行草书创作在笔墨符号语言上融汇了徐渭的“形”、倪元璐的“势”与陈洪绶的“意”，在深层的线条语言与笔墨精神中流露出的是一种骨鲠之气，清正之风。

　　一位艺术家的高度，永远取决于其思想的高度。赵雁君以“特立之思”审视经典，并将书法创作建立在家乡山阴书脉的经典之上，并将这些经典巧妙地化入自身的书法血液之中。他从这些山阴的书法经典中，不但获取了技法与笔法传承的脉络，这是一种具有山阴特殊气质的书法语言，而且承继了山阴书家的特立精神，锻造其书法艺术的高度与深度，成为其书法创作永不衰竭的动力之源。

　　特立之“书”

　　作为书法家，最珍贵的是具有独立艺术品格的追求。赵雁君书法的成功，是一种善于独立思考的思维高度，一种特立独行的艺术品格以及“为己所用”的融合能力。他说：“为己所用恰恰是我把握经典、承继传统的一个理念，风格的融合与提炼，是我之于书法的艺术追求和目标。”韩愈《伯夷颂》言：“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 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在根底上，赵雁君不愿走他人走过的路，创新的韧劲，倔强而特立孤行的思维与个性，一直引领着赵雁君的艺术之路。

　　赵雁君书法是经典与自我的交融，传统与时代的结合。赵氏书风在行草与楷书形态上呈现出二元式发展与突破。其楷书创作有“两极”：一是极具意态的小楷；二是非隶非楷的大楷。小楷取法六朝碑版，诸如《张黑女》《石门铭》等，并融入行草笔意，在笔法、章法构成上对碑版楷书进行淘洗、提炼与改造，用笔精到，字形虽小，却有大字的意态与气势。他的大楷作品以隶作楷，并融入行草笔意，巧妙的将隶之势、楷之形、行草之意融于一体独具特色的“赵氏字体”：在用笔上，以中锋为主，挥毫迅捷，形成跌宕起伏的节奏和一画三折、内涵丰富的笔墨效果；在章法上，上下呼应，左右顾盼，字里行间挥洒着轻松自然的意趣；在结体上，随笔而变，因势赋形，囊括万殊而自成一相，具有奇思遐想的朴拙神态和表情达意的字势，极具艺术表现力。这种书风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非隶非楷、似隶似楷，亦楷亦行。既以魏碑墓志为根，又掺以明清行草笔调；既有隶书朴拙的碑学意味，又有洒脱秀逸的帖学底蕴；创立出碑帖结合、活泼空灵、独具特色的碑版楷书新风。这种书风既有一种雄强古拙、逸气灵动的气象，又极具民间韵味和山阴意韵，赋予碑版楷书以崭新的生命形态和浓郁的时代气息。而作为主攻方向，赵氏书风在行草书创作上也有“两翼”： 一是二王基调的小行草；二是明清基调的大行草；无论是其精致到位的小行草，还是奔放大气的大行草，均以“气”长，以“势” 显，以“情”胜，笔性墨情，气韵生动，风格自成。清刘熙载《书概》云“高韵深情，坚质浩气”， 赵雁君书法的“气”是奇拔豪达之气，显示出作者的浩大胸襟与深厚能量；蔡邕《九势》说“势来为可止，势去不可遏”，赵雁君书法的“势”是放逸生奇之势， 强化纵向的阅读顺序，上下连绵， 左右穿插，形成重力感、起伏感、速度感、摩擦感、质地感、跳跃感，呈现出一种气势美与节奏美， 正如蒋正和《书法正宗》说“书至佳境，自能摇曳生姿”；清刘熙载《书概》又云“笔性墨情，书之首务”，赵雁君书法的“情”是直爽率真之情，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达于情，乘兴挥洒， 情之所致，一任天籁，彰显大家风范。书为心画，作品的“气与“势”，“情”与“韵”，笔墨修为永远是书家人格修为的表征。特立独行的书法风格背后必然有一个特立独行的心灵。

　　赵氏书风在行草与楷书形态上的“两翼”与“两极”，呈现出赵雁君对于传统与经典的辩证式理解，《易·系辞上》言“一阴一阳之谓道”，书法之道如自然之道，赵雁君书法的价值正在于“再塑经典”的辩证方法、“激活传统”的创新思维以及“特立独行”的艺术精神。

　　特立之“美”

　　徐渭在《王元章倒枝梅画》中写道：“皓态孤芳压俗姿，不堪复写拂云枝。从来万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从这些山阴的书法先贤身上，赵雁君不仅收获了技法传承的密码，也寻获了区域文化与精神基因，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特立精神”，这是一种为艺术而战，生生为艺的艺术精神。

　　就当下书法情境而言，尤其需要特立孤行的文化品性与艺术勇气。当代书法艺术最主要的问题是独立的艺术人格与品格的缺失，模仿与跟风盛行而导致同质化、制作化、技术化的书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以牺牲个人风格追求为代价，书法家个人的价值正在被消解。

　　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早在1936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已明确意识到技术统治的危害——机械复制使艺术沦为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商品。这种以新型意识形态“技术至上”为核心的艺术观念对于书法艺术最致命的冲击在于：不仅使书法沦为一种获利工具，而且使书法艺术丧失了最为珍贵的“个性特征”与“生命精神”。

　　尼采说：“艺术是生命最高的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的活动。”特立精神指向个体，是书法家生命意蕴的表征。书法首先要从根本体现出作为书法家个体的原创性、生动性和深刻性的思想与情感特质，才能完成由传统与经典的共性符号向展示个体生命的个性符号的转换。这就是赵雁君最为关注，并付之以实践的特立精神。对于赵式书风， 早在1998年，就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精准的归纳，诸如周俊杰认为“他那充满书卷气和律动感的丰富内涵和斩截的用笔、变化莫测的结体以及所呈现出为时代认可的新的美学语言，成为当代青年追随对象和新潮流的导引者”；沈刚认为“赵雁君的书法，具有鲜明的个性活力，从中又辐射出很重的文化含量”；徐本一指出“读雁君书作，无不感受到一种气息：二王的清逸，简牍残纸的稚拙， 汉魏刻石的恣肆”。

　　“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气象与格局始终决定一件书法作品的品味，也是一个书法家高度的一个缩影。笔者认为，作为当代书坛创作的领军人物，赵式书风最核心的美学特征是“积健为雄”的气象与风范。“雄浑”是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首品：“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雄浑”体现出一种生命的阳刚之气、力量之美，也代表着浙江书法的格局与高度。

　　赵雁君书法从字形工稳用笔精到的技巧型走向“气酣势畅、精力弥满”的气势形，将隶魏笔法融入行草创作中，作品中的宿墨、长线条、大空间这三大特征，使他的书法作品，不论是高堂大轴，还是对联巨制，无论是碑味榜书，还是蝇头小楷，均显露出一种正大之气，雄浑之势，刚健之美。书法艺术落实到人生最终乃是崇高的生命精神。赵雁君的特立精神，正是强调书法创作自主性、唯一性与个性化，是让每一件书法作品都拥有独特性的存在与生命意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于1929年提出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特立独行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渴望的选择和理想，在书坛普遍缺失独立人格与自由心灵的当下，赵雁君对二王书法的梳理与实践，对明清书法的开掘与化合，对山阴艺术的融会与贯通，他的书法实践，为当代书坛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赵式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