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山东省美术家协会联合多家单位有序开展了“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从2018年11月以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到2019年9月《百年苦禅·李苦禅绘画艺术研究》论文集首发式及研讨会的举办，系列活动一以贯之地以“纪念李苦禅、研究李苦禅”为宗旨，学习苦老继承传统的艺术精髓，挖掘苦老艺术创新的当代价值。

　　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百年苦禅——李苦禅绘画艺术研究》，作为“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的理论成果，此书意在回顾李苦禅的艺术历程，认识他的创造贡献，感念他的教育业绩，学习他的崇高品德，对探讨弘扬民族精神、繁荣文艺创作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作为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文集以李苦禅绘画艺术为中心，形成了12篇不同角度研究李苦禅的论文，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独特角度。本版特节选刊发一篇成果文章，对李苦禅大写意精神进行了更深入的当代诠释。

　　苦禅先生是近现代绘画大家，也是一位对传统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他的大写意花鸟画艺术实践及绘画思想理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对京戏、书法、民间艺术、西洋绘画等都有深刻的研究和理解。这种广泛的涉猎与他在大写意绘画和艺术教育中的成就是相得益彰的。他把自己的艺术创作融入在一个广博的东方文化背景之中。正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执着的热爱与研究，使其“大写意”的艺术思想和绘画理论得以成熟、深化。这对于我们发扬具有鲜明民族气质的“大写意”艺术传统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据李燕先生所述：“苦禅老人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他的收藏，而在他的收藏中，金石文化物品占有重要比例。”苦禅先生对金石文化的挚爱和精辟心得，为我们深入、细致地了解苦禅先生的艺术文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研究方向。

　　一、“金石”定义

　　与中国人社会生活相伴而生的金石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一项，虽历经几起几落，但始终倔强地生存着。《中国美术辞典》上对“金石”条如此解说：“金”指钟鼎铜器之类；“石”指碑碣石刻之类。《史记·秦始皇本纪》：“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钟鼎彝器始于殷商，石刻则创于秦代。两汉金石并盛，汉以后金少石多；南北朝则造像勃兴，金器更少传世；唐代碑碣尤盛。至于辑历代金石文字，编为目录，则始于北宋欧阳之《集古录》；摹其形状集为图谱，则始于吕大临之《博古图》。至明清金石考古之风特盛。对此类事物进行研究的学科便被称为金石学。清代中期，金石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金石学的兴起与繁盛直接影响了清代的书法艺术，在影响书法的同时必然影响当时的篆刻艺术。清后期，篆刻家受金石学影响，治印多用金文大篆，苍茫雄劲之气大放光彩。这种稚拙雄浑的审美观开始逐渐影响、融入当时诗书画印等各个艺术领域。

　　“金石画风”是十八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时代风格。这一新传统把所谓诗、书、画“三绝”发展到诗、书、画、印“四全”；同时，由于篆刻艺术成为绘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印学理论的引入，不仅为绘画增加了金石趣味和意象，更为画面增添了形式、色彩的对比因素，强化了绘画语言的“视觉”感染力和精神冲击力（万青力·《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J］.美术研究，2000（4））。可以把“金石画派”定义为：“在晚清碑学兴起的背景下，在艺术创作中以金石笔法入画，追求画面的金石气有诗书画印全面素养的画家不自觉的形成的艺术群体。”“金石气”是金石画派区别于其他画派最显著的标志，对于这一点，黄宾虹慧眼独具：“金石画家之作‘皆浑厚奇古，得金石之气’。”（赵志钧辑《黄宾虹美术文集》［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

　　二、金石之气

　　对金石学的研究在有宋最令人瞩目的一位女子便是李清照，她的丈夫赵明诚又与欧阳等人，改了司马迁著作中的一些不足，奠定了中国金石学的基础。元明之时逐渐衰微，到清代又空前兴盛，尤其是清末民初，绘画渐不用帖入画，而是开始以金石入画，“金石学新元素”的空前丰富也滋养了传统画坛，这个时期也浓缩出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其中就有吴昌硕。石鼓文入印，金石介入大写意，这是一个里程碑。吴昌硕以“石鼓”入画，自称“苦铁画气不画形”。他从大篆、金文中悟得笔法，画风苍劲浑厚，具有雄强浓烈的个人风格，一改当时软、甜、静、净的柔靡画风，笔墨的格调很高，为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开启了新纪元。没有吴昌硕，就没有齐白石。这里就要讲一下苦禅先生所收藏的，同时也是对吴、齐二位巨匠影响极大的《秦石鼓文原拓本》。图1所示，是苦禅先生所藏十帧《石鼓》原拓本的三帧。秦石鼓文，为战国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共有十枚，形似鼓状，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据李燕先生讲，苦禅先生有一次翻阅《石鼓》拓本，慨叹道，“要是没有《石鼓》也出不了缶老（吴昌硕），没有缶老也出不了齐老师（白石老人）啊！”他将《石鼓》的艺术元素与精神对吴、齐二位巨匠的产生，作如此高的评价，可见苦禅先生对《石鼓》的重视。

　　苦禅先生深刻认识到金石艺术对于研究书法艺术，书法艺术对于研究绘画艺术的重要性。书法与绘画的融会贯通和实践积累使他成竹在胸，从而归结出了“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的精辟观点，最终在“书画同源”的艺术理论中归于统一。

　　三、金石之用与金石之意

　　进行金石学研究有两重意义：一是把金石之美移植到书画中；二是通过其中的文字内容，弥补和修正现存史料的不足。苦禅先生收藏历代的金石拓本系列相当多。这些东西（拓片）在没托裱之前很薄，当时那个年代负责抄家的学生不懂其价值，抄家时一看这些“黑乎乎”的东西，拿脚顺便一蹬，从壁橱蹬到旁边床底下，瓷瓷实实蹬了一床底。这些拓本却因此侥幸得以完整保存。相反，帖是那个时期损失最大的，因为帖要裱成本，很像样“东西”，所以就给抄家抄走了，造成了大量文物的流失。后来，在下放时，苦禅先生由于身体状况很不好，就被放回北京养病。他回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地上，将那些拓片掏出来整理、凑齐。

　　苦禅先生藏有一件在清末出土的魏国碑拓，后查为《三国魏上将军曹真残碑》（图2），碑上字体为隶书，非常精致。它的历史价值更是重要。这个碑文中涉及的内容丰厚，书法价值相当高，其中还有篆书向隶书过渡的痕迹，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艺术学习资料。并且根据资料记载，陈师曾先生曾经拿《三国魏上将军曹真残碑》的拓本给鲁迅先生看过，鲁迅在日记中有所记述：“某年某月某日，师曾拿来《三国魏上将军曹真残碑》拓本，上有诸葛亮……”鲁迅平生涉及的知识领域很广，对金石学也颇有研究，能让他把这件事写在日记里，而且据描述此拓片还是陈师曾先生拿来的，充分说明此碑拓在历史研究和艺术发展中的重要位置。

　　苦禅先生作品中所内蕴的雄强刚毅之气，便与金石文化的古拙、古意、古雅气质密不可分。对金石学的研究同时也寄托了苦禅先生深沉的爱国思想。无论是《好大王碑》，还是《宋代泉州万安渡石桥之一、之二》，都深刻体现出苦禅先生的家国情怀。以《宋代泉州万安渡石桥》（图3）为例，此碑体现了宋代太守蔡襄为了沟通交通，集散货物，发展港口而在泉州进行石桥建设的施政思路。桥成之后，作为当时的一项国家工程，要刻上铭文以记录此事。因为他曾经在这儿为官两任，清正廉洁，口碑极佳，所以最后他写的这篇千古传诵的《万安桥记》刻石立碑，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建桥情况和桥的规模。全文共150余字，文辞极其优美。同时它也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颇为著名的书法珍品，并且这里面还有朱拓，相当宝贵。

　　苦禅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艺术大师，他为传统笔墨注入了时代精神，推动20世纪中国写意花鸟画艺术再开新境，而对“金石养分”的汲取以及对“金石元素”的创新应用，不仅丰富了苦禅先生的笔墨内涵和精神意象，更为其巧妙处理“巧”与“拙”之间的分寸提供了新的艺术思路。面对这一艺术瑰宝，珍护好、学习好、传承好、推广好、发展好，是新时代美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作者系山东美协办公室副主任、策展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