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填补了东汉末期和西晋之间的缺环，具有重要的书法研究价值。吴简反映了新兴的楷书与行书的普遍使用、流行千年的篆书和隶书迅速消亡的文化现象，深刻影响了后世。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吴简中行书和楷书中隶书的痕迹仍较普遍，用笔不够精到，法度不够谨严，书写还没有成熟行书和楷书的使转技巧。但作为新书体，吴简中的一些适应快速书写的笔法和结构已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当时行书、楷书笔法已普遍运用，笔画省略，笔势连属，使得吴简书法已具有行云流水的姿态。通过吴简书法，我们可看到，楷书和行书作为新兴书体，正在迅速朝着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另外，长沙吴简多为实用书体，为应付繁重的文书任务，书写者更多表现出各自的书写惯性，因此同一简册的字迹形态相对稳定，没有多变的艺术风格。

　　我们应将长沙吴简书法与同地区出土的东汉简牍和西晋简牍进行比较，以确定其在书法史上的艺术价值与地位。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走马楼吴简与东牌楼汉简、郴州晋简的书体继承、发展轨迹是明显的。

　　2004年，长沙东牌楼出土了东汉灵帝时期（168-189）的简牍100余枚，其中有早期的行书和楷书。这些简牍比走马楼吴简早五六十年，出土地毗邻，简牍性质相同。其行书主要用于书信，仍保留较多隶意，容易识读，书写自由而活泼，反映了中国文字逐渐演变过程中趋向简易的特点。羊欣云：“行狎书，相闻者也。”从而印证了行书最初适用书信往来的功用。走马楼吴简中隶书的痕迹越来越少，行书与楷书的笔画愈来愈普遍，这是在东牌楼汉简基础上的继续简化与发展。不难看出，楷书与行书作为更为方便省力的新书体，在走马楼吴简中的运用较东牌简牍更广更普遍，不仅仅限于书信，已成为一种日常流行书体。

　　郴州苏仙桥吴简书写年代在孙吴赤乌二年至赤乌六年（239-243），与走马楼吴简地域和年代相近，字体书风基本相同，所见主要为楷书，以及比较成熟的行书。郴州地区还出土了数百枚西晋简，即书法史上有名的“郴州晋简”，内容有簿籍、文书、记事及习字等。又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此时的书迹已经隶意尽脱，活泼灵动，与走马楼吴简中的楷书与行书形态十分接近。郴州晋简是在走马楼和苏仙桥吴简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工整化演变的结果，字体更趋整饬，最终形成了成熟的楷书和行书，沿用至今，不再有新的书体出现。

　　综上所述，长沙走马楼吴简在书法史上，上承长沙东牌楼东汉简，下启楼兰魏晋简，使这一演变的时间序列得以完整。吴简中的早期楷书是钟繇、王羲之书法的渊源，而作为新书体的行书，起源于汉魏，到晋代成熟，书法史研究上许多问题得以解决。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兰亭论辩”，王素先生在《略谈兰亭集序书法的渊源与影响》一文中认为：“从东汉晚期行书草创，到东晋中期王羲之的行书《兰亭集序》，行书的革新、发展的脉络一环扣一环，证据链十分完整和十分清楚。因此，‘兰亭论辩’是否存在《兰亭》这类行书的问题，确实如前所说，应该已不成其为问题。”此外，走马楼吴简为我们当前进行书法创作也提供了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