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老牌商场

　　地处上海闹市区中心的来福士广场，其地理位置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流优势。商场的大门位处繁忙的十字路口，此处的商场外墙亦有液晶屏巨幕广告牌。来福士广场于2004年开业，今年已经第15个年头。近两年，来福士集团亦在长宁等处陆续开了新商场。其实这两年不仅仅是来福士，各大新兴地产商圈层出不穷，不断刷新着魔都的新地标版图。相比之下，人民广场的来福士广场就显得“老牌”了——无论是本就处于闹市区的略显局促的格局，还是商场甫一开始的装潢、定位都指向于传统的模式。不过近日，若路过来福士有心留意巨幕广告屏，或者走进商场抬头仰望玻璃天顶的时候，会发现有点“不一样”——打起了艺术展的广告。是的，老牌来福士广场也搭乘新兴的“商场中的艺术展”快车，扬帆起航了——这幅天顶画便是邀请了知名青年插画师吴帆场域按照定制创作。

　　而这场艺术展，是由来福士广场携手艺术家、策展人方小龙（方小龙工作室团队）与“圆·行国际插画季”（CIRCLE ILLUSTRATION FESTIVAL）插画平台共同打造的2019第二季圆·行国际插画季展览（CIRCLE Illustration Festival·2019）。

　　插画，因其国际化和商业消费化的视觉语言，可以说是最为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且在新媒体社交时代的当下，因其视觉上的优势和传播维度的广泛而优势更为凸显。因此，商场选择与插画品牌合作似乎也是打出一手“稳妥牌”。但是，果真如此吗？毕竟，如今连美术馆的艺术展览都要借流量宣传的当下，“插画”是否看起来太理所当然以至于太“平庸”了？

　　带着这一疑问与策展人方小龙交流的时候，他分享了策展的思路在于作品背后的故事。仔细了解了参展的艺术家，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普遍呈现了时下年轻人在思考的东西，他们在日新月异信息包裹中所过滤、精炼与思考出的那些东西，比如对技术凌驾人工的隐忧，对日益紧迫的生存压力之下的逃离，对都市与个体的孤独与疏离……如此一些微妙的情绪贯穿其中。以杜钰凯作品为例，她的插画在视觉上有“波菲尔”几何美学理念，在色调上又有着上世纪50年代科幻电影的复古风格。这种新旧融合的气质除了显示出其高度成熟的艺术语言，也彰显了这个时代流行文化的审美，一种波普艺术的价值观。

　　艺术展览的消费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场中的艺术展也正是当代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从2015年上海K11商场举办了莫奈的“特展”之后，这一话题便首次以学理的角度提出和探讨，并从制度化建立和政策法规等层面开始着手讨论。尤其是随着2017年、2018年“沉浸式”（Immersion）展览概念的提出，话题已经从“特展”进入到“网红展”的范畴。尤其是后者，让很多商家背负着“圈钱”的口水骂名，也引发了对流量和社交媒体打卡刷屏过度仰赖的反思。

　　这的的确确是这两年新兴的、正在发生的事情，目前尚且还较难盖棺定论评判其得失。不如，我们用社会学的视角来剖析这个社会发展必然阶段所产生的必然现象。

　　英国社会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曾在其著作《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中借用鲍德里亚的观点，认为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对生产的强调已经转向了对再生产的强调，也即转向了由消解了影像与实在之间区别的媒体无止境地一再复制出来的记号、影像和仿真的强调。因此，随着社会生活的规律的消解，社会关系更趋多变、更少通过固定的规范来结构化，消费社会也从本质上变成了文化的东西。记号的过度生产和影像与仿真的再生产，导致了固定意义的丧失，并使实物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费瑟斯通随后又引用瓦尔特·本雅明的观点：对本雅明来说，19世纪中期以来连续出现在巴黎及其他大城市中的新式的百货商店和商业广场，其实就是这些“梦幻世界”。各式各样的陈列商品的巨大幻觉效应，经常被转化为资本家和现代主义者的一部分寻求新奇的动机，成为梦幻影像的源泉……就这样，大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具有了审美的意义。新的工业化过程曾经为艺术走向工业提供了机会。并且，为生产一种具有新的审美情趣的城市景观，在广告、市场营销、工业设计和商业展览等领域中，各种职业也一直在不断地扩张。

　　于是，我们再以商场中的这些艺术展及其所呈现的风格、面貌代入，则可以理解其为一种“糖果盒”的价值。而商场作为一个消费且民主的场所，审美在此“日常化”，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坍塌了，被商品包围的高雅艺术的特殊保护地位消失了。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或许也适用于沉浸式艺术以及未来即将出现的更多新型展览模式中。而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伴随着所谓现代化进程的艺术形式，那些曾经先锋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形式乃至60年代以后以“后现代主义”形式出现的艺术中，有一种内在的先锋式的动力，任何日常生活用品都可能以审美的方式来呈现。那么，这些积蓄必然也是一种浩然的时代背景的沉淀。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看商场中的艺术展，或许会有新的认识和启发。再回到本文开头的上海来福士广场，去年在长宁新开的来福士商场，毗邻的一座天主教堂也正好经过整修改建后重新开放，已经陆续推出了几个场域特制的艺术项目、公共艺术展，当然，这些也都是商业性质浓郁的展览。但我认为，商业与否并不重要，好的资本为好的艺术服务也无可厚非且也是充分条件，我们的重点应在于：在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突出之时，如何将艺术生长力调动起来，让它在公共语境中获得更强的价值、更具有持久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场中的艺术展若做得不错的话，可以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可供参考实践的案例，包括可以联动周边社区共同打造活力健康的艺术生态，对于文创的开发或许也启引了一个好的平台和切入口。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