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浙派人物画领军人物之一方增先先生因病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88岁。至此，浙派人物画“五老”（李震坚、顾生岳、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最后一位老先生也走了，一个时代过去了。

　　一个多彩的人生走掉了

　　让时间回到半月前。11月22日，吴宪生给刘国辉老师打了一通电话，“方老师进医院，人意志不清楚了，恐怕挺不过去了”。刘国辉一听百感交集，知道他生病，但不知道这么严重。第二日，刘国辉即和爱人罗建平女士前往。去之前，他还特意换上了一双红鞋子，师母则戴上一条金项链，民间有种说法这样能冲喜，他们希望能以这种方式保佑方老师平安渡过。

　　方增先先生得的是一种罕见的病症：疱疹变异。这种病症会传染，方师母和他儿子已经感染了在家里休养，因刘国辉的到来，他们特意赶到医院。戴上口罩，刘国辉和爱人进了病房，看着方老师插着两根管子，眼睛闭着，已经不太认得出了。刘国辉来到他身边，轻轻地说：“方老师，刘国辉来看你了。”没响，过了几分钟，刘国辉又说了一遍“方老师，刘国辉来看你了。”

　　方增先的眼睛一睁一耷，慢慢睁开了，因为插着管子头不能动，眼珠从那侧转到了刘国辉站的这一侧，似是感知到他来了。刘国辉对他说：“你放心养病，给你请了很好的医生，你要听话，要听医生的嘱咐，我们还会来看你的。”

　　听完这番话，他有知觉，眼睛慢慢睁大，黑得放光。他很想跟刘国辉说说话，但却不能。就在这时候医生来查病房，一大群人进来，探病人都得退出，刘国辉只得转头对方增先说：“方老师，我只能走了，下次再来看你”。

　　看着方增先先生的样子，刘国辉从心底里想，如果这次能缓过来，真的会过去的。他也是这样安慰方师母：“您放心，会过去的。”

　　回到杭州后，最近他还想打电话过去，但却不敢。直到吴宪生来电说：“方老师没缓过来，走了。”他怔住，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很多来不及说的话终究没有机会再说出口。

　　在“新”与“古”之间跳跃

　　在刘国辉眼中，方增先是很敏感、能思考、又很跳跃的一个人。“他是属于比较灵动的那一类，所以他的画作生气勃勃。”刘国辉如是说。

　　因为喜欢尝试，方增先始终在变。去上海后，他先用“细线”，后画了一批“古人”，又画“积墨”，对于这过程他或许也未考虑成熟，只是有兴趣，敢于创新。

　　方增先说，传统中国画必须走现代的路，因为全世界往前走，那中国画也要往前走。

　　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他总是在新与古之间来回跳跃，反哺以前的东西，看看漏掉了什么，不断地来回咀嚼、吸收、放弃，即“交流互鉴”。

　　从他年轻时的成名作《粒粒皆辛苦》，到成熟期的《说红书》，到上世纪70年代的《艳阳天》《孔乙己》，方增先的人物画融贯中西两种不同体系的技巧，并找到两者的连接点，实现了将西方写实造型原理与中国水墨写意技法融汇于一体的超越。上世纪80年代，他的积墨人物画法再度把国画人物画推向一个气象浑成的博大境界，以《帐篷里的笑声》《母亲》等画作再一次打动世人的心。这些都是各时期“浙派人物画”当之无愧的代表性的作品，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美术界，成为人们反复揣摩的范画。所以他的成绩绝不仅在浙江，更是影响了全国。

　　刘国辉虽然不是方增先先生正式的入室弟子，但两人惺惺相惜、互为欣赏。方增先到杭州开展览，还特地通过马锋辉找刘国辉去他处所谈艺论道。“其实我是李震坚先生的学生，没有直接受教于他，但方增先先生、周昌谷先生、宋忠元先生、顾生岳先生都对我很好，他们这一代人没有门阀观念，对学生、对才能是发自内心的爱。”那年方增先没有招生，但他还是鼓励刘国辉考，且希望能考上，之后他也确是将刘国辉当作自己学生一样地爱护。

　　或许识才之人，才更爱才、惜才。

　　1980年中央美院史国良、刘大为那届研究生班毕业，毕业展览在北京，方增先去了，看了后很是激动，出于爱才，他与史国良接触，希望他到中国美院来授课，但可惜，他后来去军艺了。

　　方增先每日每夜考虑的就是画画、教学的问题，很少在外面参加各种活动，对外面的应酬更是不在行。反观当下艺术院校的教学氛围：老师上课不见人影，却热衷于参加各式活动的现状，简直天壤之别。当我们在缅怀逝者的同时，更应从前辈艺术家留给我们的教学态度和理念中，去反思当下的美术教学。

　　很长一段时期里

　　“浙派人物画”以他为旗帜

　　方增先不仅是画家，更是教育家。他曾写过一本薄薄的《怎样画水墨人物画》，对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发展起着指导性作用。这本书发行量非常大，有43万册，甚至传播到了国外。当时学中国画的年轻人几乎人手一本。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他还先后发表了许多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结构素描》、《对国画人物练习的几点意见》、《漫谈人物水墨写生》……这一系列的论述，紧扣住水墨人物画最核心的问题：对人的表达和描绘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学科。

　　刘国辉在《浙派人物画》一文中这样写道：方增先先生是“浙派人物画”的创始人中影响时间最长、作用最大的一位，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浙派人物画”是以他为旗帜的。

　　他从造型法则、基础练习、笔墨运用等方面全方位地构筑了“浙派人物画”的基本理论，再加上周昌谷、李震坚一系列关于色墨技法的经验总结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无意间所显示出来的学术领袖地位的那份自觉，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了这一脉学术流派的总结者，他在实践和理论上的贡献，在‘浙派人物画’的发展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此外，方增先还是一位对国内当代艺术发展具有前瞻性和相当影响力的人物，为上海地区乃至华东地区美术的活跃和发展做了很多推动性的工作，这其中就包括举办上海双年展。

　　他曾说，“上海是个大都市，画家和观众的接触面都很广，不管什么流派都有人喜欢、欣赏，美术作品的风格古典的、民间的、外国的都有人要，这与上海的文化有关。各人可以兼容并蓄、各自发展。这种方式对当前艺术的发展更适合。因为艺术应该发展流派，各有各的门路”。他不排斥拒绝各种艺术流派、风格，对于年轻人的艺术创作，更是尽力去理解与支持。

　　他就是这样一位开明宽容、创新个性、把艺术视作生命的艺术家。他认为人物画应该有“意”，需要夸张，而事实上他确是活出了这样的“意”人生、多彩的人生。曲终人散，这样一位在中国人物画领域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推动传统国画革新的人物，从此与我们告别。人虽离开，但精神永存，他留下的那代人的品格和精神犹待传承，留下的治学态度和教学理念终将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