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东方美术史的爱好者、研习者来说，金原省吾先生的论艺之道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近日，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学院的骆晓博士所译的《东方美术论》再一次为读者洞窥金原省吾先生平实优美的语言和深厚的美术史学功底提供了一个可贵平台。

　　上世纪30年代，而立之年的傅抱石先生前往东京帝国美术学校，拜师于著名美术史家、东方美术史学研究专家金原省吾先生门下，并开始着手翻译其著作《唐宋之绘画》和《中国上代画论研究》。1934年的春末，东京西荻洼一间清幽的木屋里，傅抱石再次拜访金原省吾，二人亦师亦友，畅聊艺事。在留日求学的这三年里，傅抱石所习之东方美术史论研究体系与方法为此后他成为中国美术史的理论家这一蜕变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为中国传统绘画史的书写做出了相当之贡献。如此说来，研读金原省吾，更是追溯早期中国美术史的书写源流，以求在一个更博奥的东方史学语境中获得另一种观看和解读的视角。

　　《东方美术论》一书构建的以历史、文化、民族为核心叙事对象的三条脉络中，作者以中日文化的不同接受语境的建立过程为契机，以平婉的文辞娓娓道来自平安时代至昭和时代的东方书画史。其实，如果我们单从古书画的流派，其所具备的欣赏性质或表面的图式系统所包含的艺术语言程式来理解此书，则忽略了作者真正的用意所在。在更为宽泛的语义上，这也是一本东方美学史，以文学之眼，叙说个人绘画创造，及其所生活、生长的空间，乃至与整个民族所勾连的情怀与心境。

　　而书中所论主要围绕的一“座”一“境”在其内涵与阐释方式上带来的多义性，尤为值得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思考，亦可视为全书的旨趣所在。在日本的茶道和禅宗文化中，这种境是与从艺者个人的生活、创造活动紧密联结的。欲求达到这一境，所需要具备的，是于庸常的生活细节中发展出平易、通达的样式，而非我们所刻意追逐、表现出的附庸高雅。至于艺事之道，具体又可表现为茶室的建构、书画、插花、工艺等对称的构置和布局。

　　“境”涵盖了对于“美”的一种极致追求，本书所论之美术品，不仅指现成的艺术作品，也是美的内涵的外化和实践过程。投诸于文人画的范畴里讨论，作者则将其细化为了自唐代以来，迁客骚人对于水墨在画面中呈现出的形态和艺术家的书写状态。虽然金原省吾先生在论及日本文化艺术活动的表现之境时，难免让人有过于阐释之嫌，但之于书画绘事的悠久传统如何以经验性的“境”升华为表现性的“道”，作者还细举了北宋赵佶《桃鸠图》、南宋梁楷《六祖撕经图》及在日本广为流传的牧溪《柿图》为例，详细论说。

　　而在日本的和画中，“座”与“境”的关系则更为紧密，恰如狩野长信《花下游宴图》。作为尚未被南宗画之水墨论压倒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欲求达到这一内心饱满而丰富的创作状态，绘画所使用的素材与日本风土潮湿、温和的特质是实现其“和”的重要因素。

　　而“境”不仅包含画面之背景、意境，所被置放的环境，也有个人之心境、从事绘事之人的生活处境等多重奥义，还是创造者从自然之性中流露出的特殊个性与体感。因此，“座”之小与“境”之大也是相对而言，以东亚为大，则日本是小；以社会为大，则个人是小，然小之于大，亦同大之于小，确如座之于境，需在这一往复循环的过程中体悟到其中的交融与共通的状态，以求达到和合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