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蕴着凄冷与热烈的画面，或淡远或凝重的艺术情调，都能在他的家乡找到根底。

　　来到梅州，第一站便去了林风眠故居。

　　那个夏日午后，天色阴沉着，不时飘下小雨。车窗外的远山映现着朦胧墨绿的曲线，路边的榉树高大浓郁，透过榉树看到小河对岸田畴阡陌，庄稼、菜蔬有如画家涂抹的色块，斑驳淋漓。经过阁公岭村牌坊，步行几百米，就看见一栋白墙黛瓦的客家民居——敦裕居，终于到了艺术大师“既熟悉又喜爱”的地方。

　　院子里布满了一颗颗的鹅卵石，在细雨的滋润下更显得光滑黑亮了，鹅卵石上一定留着小凤鸣（林风眠原名）嬉戏的欢笑声，他爷爷磨石刻碑的清响，他父亲教他临摹《芥子园画谱》的谆谆之音。

　　现在，林风眠故居已经变成了一个他的艺术纪念馆，走廊里、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他的生平展板与杰作复制品，一个小房间还复原了他当年居住、生活的场景。另一个房间被改造为“风眠书屋”，匾额由著名画家林墉先生题写，里面呈放着关于林风眠先生的文献资料及当代画坛相关书籍。其侄女林素玲女士是其在世的唯一亲人，业已七八十岁，她告诉我，这些图书资料是集腋成裘的结果，由很多热爱他艺术的读者、艺术家一本一本捐献出来。

　　当地学者与艺术家、艺术爱好者，为了研究林风眠艺术，还自发成立了民间学术团体林风眠研究会，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学术工作，尤其是其早期人生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影响研究方面，以及梅州现代艺术家群体研究领域，都有一定的开拓之功。他们送给我的学术著作《林风眠研究》，即可看出他们研究的热情与专注精神。

　　当地政府显然已经将林风眠树立为地方文化的招牌，围绕着他本人，做了不少传播活动。他本人也许都不曾想到，自己孤冷清寂的艺术风格，也会招惹出热闹与喧腾来。

　　这个地方给林风眠留下了太多复杂的记忆，情愫实在一言难尽。他的生命在这里诞生，9岁就成为卖画神童；而不幸的是，在他6岁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宗族几近折磨至死，最终被卖到异乡，再也没有相见。

　　那么小的年纪就经历了失母的撕心裂肺之痛，那么敏感孤寂的心究竟在世上还要经历多少凄惨风雨。这份疼痛成为他浓郁的心结，也让他一生无法释怀。他画的那些丹凤眼微微上翘的仕女形象，寄寓着他对母亲美好印象的怀念。他画了不少《宝莲灯》题材，总是幻想自己能像沉香一样劈山救母。他画过不少家乡的青山、小河与林木，也时常公开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对童年的怀恋，但自从19岁踏上去法国的游轮之后，在屡倒屡起、屡起屡倒的充满苦难却又如此壮观的91年人生中，再也没有回到阁公岭、回到梅州。1978年，他在广州辗转离开内地去香港，和关山月等人相聚一面，但也没有顺便折回“梅江边的一个山村”。

　　但林风眠总是属于梅州的，属于那座古城的青山绿水，属于崇文重教的客家文化。“我想也许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山村里，对大自然的爱好成为一种习惯。”其包蕴着凄冷与热烈的画面，或淡远或凝重的艺术情调，都能在他的家乡找到根底。

　　他出生于1900年11月22日，按林风眠的说法，便是“生在那倒霉的庚子年”。那一年，八国联军侵华，公然洗劫北京城。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他不仅亲历了这个翻天覆地的百年，也参与了这个百年文化艺术的建构。屈辱与抗争，激烈的纸上墨变，心系苍生的悲怀，对艺术本性的执念，都嵌入了历史的喧嚣与躁动。一个人可以串联起一段深广的历史，可以支撑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想，他就是林风眠。

　　吴冠中如此评价老师林风眠的历史地位：“从东方向西方看，从西方向东方看，都可看到屹立的林风眠。”一句话道出其艺术追求、艺术特点和成就。林风眠走的是中西融合的艺术道路，“其命惟新”是他艺术生命的精粹，也是整个岭南艺术贡献给古老大地的文化智慧。就翻开近现代艺术史吧，那些从蛮夷之地走出来的俊彦——李铁夫、高剑父、李金发、蔡楚生、冼星海，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很长——没有偏于一隅，都是站在历史的潮头，在大格局中重新考量民族的艺术与生命的艺术，以求浴火重生。

　　在梅州谈论林风眠，就会自然地想起另一艺术巨擘李金发，他是中国象征派诗的鼻祖、著名雕塑家。颇为巧合的是，两人同为梅县人，两家相隔不到30公里；两人同年同月隔日生，同为梅州中学学生，同时登上邮轮赴法勤工俭学；后来又同在杭州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工作，同在一条街道生活。

　　李金发有一诗歌名句，“生命，是死神唇边的笑”，大抵可以概括他们这一代人在大时代中知困勉行、汲汲求变的生命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