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伟大艺术家、德国画家Albrecht Dürer（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也是自然与艺术对话者：“千真万确，艺术就存在于自然中，因此，谁能把它从中取出，谁就拥有了艺术”。春游既承载着我们对春天的美好回忆，也寄托着我们对自然的美丽憧憬。随着春天的气息渐浓，宅在家中的你是否也被唤醒了属于自己与春游的那份独特情感呢？当面对大自然的花鸟鱼虫、山川星辰，是否会有不竭的艺术灵感滋养生发我们的心灵呢？　——编者按

　　1780年9月6日，歌德背着旅行背包，独自一人在山中漫游，当他在基克尔哈恩山上的小木屋过夜时，看着暮色苍茫中的群山，挥笔在墙上写下了小诗《浪游者的夜歌》：“群峰/一片沉寂，/树梢/微风敛迹，/林中/栖鸟缄默。/稍待/你也安息。”这首诗是歌德自然主义艺术观的鲜明标记。

　　无独有偶，早在中国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描绘“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这种人与自然交融中自由逍遥的极乐状态。而在中国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言语》有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此等对自然观照的妙趣之境，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为流行。直至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五代与北宋之际，所谓“荆关董巨、李郭范米”，呈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对自然天地万物地强烈观照和深刻体察，这种集体无意识成就了中国绘画史的黄金时代。

　　欧洲17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荷兰艺术家伦勃朗曾说过：“绘画固然取决于你所看到的东西，更要取决于你怎样看它”。任何艺术形式的最初本源，无不源于人对自然真诚关照的诗意回响。

　　“自然”在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中，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观念。英国的文化学者Raymond Williams（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对“Nature”这个词条的介绍说，自然也许是语言里最复杂的词。而在《西方大观念》中所撰写的：“自然有多种含义，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自然是人类活动和创造未曾改变或增益之状态。”历史地探究，我们会发现自然与艺术，两者总是呈现出辩论的复杂关系。

　　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对待自然之与艺术的本源涵养上，都不约而同地达到了高度统一。英国艺术史家Kenneth Clark（肯尼斯·克拉克）在《风景进入历史》一书中开篇就写道：“四周环绕着非我们所创造，却有着不同于生活与结构的万物：树木、花朵、青草、江河、高山、云朵。多少世纪以来，它们激发着好奇心，在我们的心中唤起敬畏感。它们是令人愉快的事物，为了反映人们的心境，人们又通过想象力将它们重新创造出来。当对它们进行思考时，便求助于称之为自然的思想。”

　　而在中国，《周易·条辞传》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礼记·大学》有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这一理念经朱熹、王阳明等人的研究和发展，“格物致知”已经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是中国东方哲学对如何认知世界的精彩总结。所谓“格物致知”，即是“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这种“由表及里，由浅而深，由粗到精，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认识自然、升华自然的方式，是艺术家实现自然之物与人文关怀融会贯通的心灵秘匙。元末明初画家王履曾言“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艺术家以虔诚的态度师法自然，把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推向极致。所谓“含道映物、道法自然”，形象地揭示了东方艺术与自然的相互辩证关系。

　　在艺术创作时所谓的“触景生情”，其无不是艺术家通过对自然的倾心聆听与感悟，以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和生命体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与图式，并最终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感觉和感受。艺术创作应对自然始终保持感觉和感受上的“新鲜度”，当我们一次次面对大自然的花鸟鱼虫、山川星辰，就会有不竭的艺术灵感滋养、生发我们的心灵。事实上，对于艺术家，感觉和感受是精神和心灵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一个艺术家是否心怀真诚，是否有着饱满的激情和不同常人的敏锐洞察力，在绘画创作过程和最终呈现的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尊重心底的感动，以及自然与艺术的尊颜，绘画便可成为艺术家以生命祭祀艺术的行为。

　　绘画作为一门“看”的视觉艺术，在创作过程中，一定是浸染着艺术家自己独特的生活感悟、情感和思维去观察自然和生活，再经过艺术家独特的眼和心去筛选、升华，最终通过艺术作品能够带给观者以触动心灵的愉悦审美体验，这是画家的专业能力和艺术实践的意义所在，也是创作出一件具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的重要前提。从根本上说，它彰显的是艺术家如何看待和表现自然的方式方法问题。

　　“师我者万物之行体”。万物乃是自然，没有了万物也就没有了艺术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生活是艺术之根，是艺术家的创作之源。现实世界里总有很多捷径，但我不喜欢艺术创作走捷径，捷径会让我们错失自然之美的无限可能。生活在喧嚣的都市，我更愿静静伫立、默默沉思，真诚而敬畏地面对自然天地，去思考生命之意，体会自然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