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篆刻发展时间跨度大，内容十分驳杂。如将历代印章巨细无遗地罗列一遍，是一项庞杂的工程。美术报特邀请上海书画出版社副编审杨勇，在本报开设“品味·方寸大千”专栏，力图在对历代印章梳理的前提下，关注实用与审美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用印章与篆刻艺术的内在关联；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去分析印章的文字、笔画等，引导大家发现篆刻艺术之美，进而慢慢地欣赏、品咂。

　　本期，我们从李刚田对中国篆刻史的简要梳理，开启欣赏篆刻艺术美之旅。

　　现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由古代的实用印章演变而来。印章和篆刻在一般意义上可以通用，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两者却是有所区别的。篆刻创作指向审美——尽管其长期以来一直带有实用的意义：印章制作指向实用——尽管其从一开始就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审美因素。简言之，印章是实用的，篆刻则是艺术的，这已是约定俗成的概念了。尽管两者是有所区别的，我们在讨论印章或篆刻时，又很难将两者截然分开，它们分别代表着印学史上前后衔接、交替的两大分类。

　　若“商玺说”成立，实用性质的印章最早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至战国时期玺印已十分普及，以后又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至近现代。而艺术性质的篆刻则萌发于宋元时期，随着书画钤印逐渐形成风气，以及金石学的发达所引发的古玺印鉴赏价值的显现，文人们对印章逐渐产生了兴趣，由收集、整理、辨析，转而倾慕，继而模仿，并逐渐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再由参与者变为创作者。尽管宋元以来的文人对秦汉印章十分向往，甚至从魏晋唐宋印章中汲取过养分，但过去的印章都是服务于实用的工艺制作，与文人艺术几乎毫不相干。否则的话篆刻艺术当如书法、绘画一样，早在汉魏时期就有可能由实用而向艺术过渡了，而不会迟至宋元时期。

　　考察中国篆刻史，不能不明确实用印章与篆刻艺术的区别和界限，若两者之间的差异混淆不清，我们便无法理解先秦两汉时期已经高度成熟的“玺印”，为何要一直到明清时才成为ー门独立的艺术。同时，又不能因为印章与篆刻之间的区别，将两者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这样便无法理解后来篆刻艺术的观念究竟来自何处，形式风格又以何为本原。以“商玺说”的观点，印章的起源的下限至少可以认定在产生三方商玺的商末周初；如果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仍将战国玺作为最早的印章，那么，在此之前肯定还应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也应该在商周至春秋时期。在这初始时期，印章从萌发到形式的完成，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至战国玺印的使用已相当普遍，而传世的实物亦相当丰富，印章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秦汉以后，印章的使用更为普及，无论是从实用或审美的意义来看，都可以说是古代印章最为鼎盛的时期。魏晋基本上沿袭两汉的制度和风格。从南北朝开始，印章的使用方法、制度及其形式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印章钤盖方式的变化，由原来抑压于封泥变为钤盖在纸绢之上，使印面形式由白文为主转变为以朱文为主；同时，印体也逐渐増大，印纽变成了“印把子”，印章的佩带功能亦随之而消亡；印章文字亦因各种因素的影响，逐渐演变成后来宋元的“九叠篆”。以上的变化，至唐代基本完成。宋元以来的日常实用印章，其审美的意义日渐退化，尤其是宋元明清的官印，日趋规整、板滞，趣味索然，促成了印章实用与艺术的分离。在日常实用印章日趋衰颓的同时，元代文人亲自参与到印章的制作，加之印石被引入篆刻领域，由此开启了明清流派印的多元化格局，也带来了明清篆刻的空前繁荣。 （李刚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