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去西藏采风回来后，我对那里富有传奇浪漫色彩的藏民生活有了艺术创作最原始的冲动。对高原伟大民族的风貌有了一种无法抑制的表现欲望，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虽饱经风霜，却巍然屹立于高原群雕般的藏民形象。蔚蓝的天空下，雪白的羊群悠闲地漫步在碧绿的大草原上，宛如刀刻般的山峰边线印在眼前的天际上，粗犷与宁静、祥和与神秘交织成一幅幅高原风情的画卷。让人惊叹不已，让画家只能觉得表现手段的匮乏，无法去真实、完整地表现眼前的一切。

　　画家只能力图在有限的传统中国人物画的造型理论中去寻找，在有限的视觉经验中去梳理，在有限的表现技法中去提炼，企盼着能营造一个理想或神话的世界。这不仅在于描绘这片高原的风情，还在于画面能够激发人们张开想象的翅膀，对那里的地域、历史、文化，对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作无尽的遐想，那不可用语言和文字所能尽情描述的内在的力量，会是怎样的一个精神形象？那片神秘的土地是散发着怎样的生命冲动？这需要一种新的“写实观”来描述和表现，然而纵观整个绘画史有关人物画除了“以形写神”的理论以外几乎乏善可陈，这使得理论和创作出现了严重的脱节。而这种无奈的现象直接影响了中国现实主义人物画的创作发展。

　　视觉审美的经验告诉我们现实主义人物画就是以人为审美主体的，因此毫无疑问对人研究、表现和发掘是中国人物画的根本课题。对中国人物画创作而言，造型问题是一切表现形式的首要因素。当前学院美术教育有关人物造型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画专业人物素描造型已成为专业造型训练的重要科目之一，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以素描训练深入塑造形体的观念引进到水墨造型的逻辑推演应是一种合理的引申，这种引申给中国人物画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语言。

　　罗丹曾经说过：“美到处都有，只有真诚和富有情感的人才能发现它”。生活和美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活中的一切无不包含着美的因素，关键在于画家运用自己的敏感和想象力去发现美。画家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不断地努力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以及自身的艺术修养。每个画家都生活在现实的社会里，作品也总是体现着画家对生活的感受、思索、判断和结论，透过作品也可以看出画家的素养、思想、性格、情趣、要求和愿望。因此用自己得心应手的套路一成不变地去应付万花筒似的生活，去应付自己迥然不同的感受，那是对生活感受的亵渎。事实上，我们会经常感到我们掌握的本领很难接近真实的生活。如果我们不断地去追求，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应该明白的是技术只是表现手段而不是追求的目的，应是通过手段去达到目的，画家不可本末倒置。某一种表现方法或程式所能传递的审美信息纵然可能非常丰富，但终究是有限的。生活的大千世界给以我们的审美刺激却是丰富多彩的，画家应该对丰富的世界怀有无穷的想象力。

　　“中国人物画的笔墨取道有二：一是向传统学习，主要从书法、山水画、花鸟画中学习，对传统的优秀作品的品读、临摹，使其转型为我所用，非此不能继承民族传统的丰富遗产；二是向生活学习，在表现新生活的过程中锤炼、创造、纯化，非此不能更贴切地表现新生活，更深刻地理解传统并给传统注入新鲜血液使其得以延伸。后者远远难于前者，它的难度不仅在于这里所需要的巨大勇气和足够的智慧，还因为无尽的指责和苛求将伴随它的全过程”。在踏上西藏的土地后，鲜艳的色彩组合给于你强烈的视觉冲击，并能在人的心中唤起永恒的慰藉与欢乐：蔚蓝的天空、土黄的围墙、暗红的僧服、褐色的藏袍、五彩的旌旗、金色的器皿。大量的色彩一下打破了你脑海中传统的中国画用色规律，而且凝重的藏民形象也是无法用“文人画”的笔墨去表现的，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笔墨结构和用色规律来符合新环境、新生活的要求。因此必须勇敢地去面对现实生活，把握住自己对生活最切身的感受，通过大量的创作尝试，逐渐形成了一套笔墨、色彩的造型方式。把传统的勾斫、皴擦、点染单纯化，笔墨生涩浑重，沉着有力，犹如黑白版画中的写实一样，它以真实的刻画为基础，但与现实保持着距离。为了提高表现力，根据需要改变一下空勾无皴的状况是必要的。色彩则简而纯地只采用了几种粉质颜料，用色彩分割平面而增加层次，增强绘画作品的真实感，使画面率真、响亮、富有张力和质感。使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个性。

　　艺术是一种生命的表达方式。《西藏风情》系列画也融进了我对人生、对命运的理解、对中国画艺术的探索。中国人物画有史以来，经历了许多变迁，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物画家，应牢牢地把握住笔墨服从于艺术意志的根本，服从于表现的对象“人”，因为人物画使人为之心动的，并不是笔墨技巧及其功能上的效应，而是那些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