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22版）

　　这一抑文的观点，并不是否定文艺的重要性，而是坚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德成为上，艺成为下”、“先器识，后文艺”的序次，庶几摆正虚的软实力与实的硬道理之间的关系，以反拨“鄙黜百行，独尊文艺”的崇文趋向。针对米芾所述时人对五王与薛稷也即功业与文艺的颠倒见识，《新唐书》不仅鞭挞了薛稷附逆太平公主、窦怀贞图谋不轨的罪行，更高扬了五王中兴唐室的功绩几乎可以媲美陈平、周勃的安刘兴汉。

　　宋太祖之南征也，南唐遣徐铉朝于京师，欲以口舌驰说存其国，日夜计谋思虑言语应对之际详矣。宋臣虑太祖为其辩才所屈，请缓之。太祖不听，明日朝于廷。太祖使毕其滔滔累数百言无懈，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太祖应之以曰：“父子为两家可乎？”铉无以对而退。呜呼！大哉！何其言之简也！因思周世宗《征淮南诏》务较曲直以为辞，何其小也。则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岂为其辞之过欤？则宋室之崇文抑武，所以求天下之易治也；欧公之崇义抑文，所以虑天下之孱弱也。

　　关于徐铉与宋太祖的对话，有多种版本，诸如“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等等，莫不相当精彩。但欧阳修却只取“父子两家”一说，以“何其言之简”来反衬究心于文字语言的“不可恃”而“皆可悲”，其用心显而易见。没有硬道理，光有软实力，“文章丽矣，言语工矣”，守不足干我城，攻不能屈人兵，秋风何处？“予窃悲其人”。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宋徽宗的下场竟会是李后主的翻版！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根本的问题，不在对文、武的孰崇孰抑，而是无论文武，也无论张弛，都必须忠义为根本。离开了忠义，武可能为害肆虐，文亦必沦于无行放荡；而坚守了忠义，武可以立功建业，文亦有助于教化人伦。尤其对于武的为功为害，同时的苏洵在《上韩枢密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要之，忠义行于天下，则丰衣足食的货殖，兵强马壮的武备，莺歌燕舞的文艺，都足以造福而决不会为祸于国泰民安。

　　范文澜认为：“吾国历史上讲究气节，自北宋始，实由范（仲淹）、欧（阳修）、尹（师鲁）等人为之先倡。”（吴孟复、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篹评注》）三家之中，尤以欧阳修倡之最力。特别是《新唐书》、《新五代史》颁行之后，《旧唐书》、《旧五代史》在宋代几成废弃。两宋三百余年，无论文臣还是武将中，不能说摒绝了，但确实很少再有《新唐书》中的叛臣、逆臣，《新五代史》中的六臣、杂传人物；即使武力萎靡，但“忠义贯日月”、“天地有正气”却百折不挠、始终高涨！这，不能不归功于欧阳修的“崇义抑文”思想，包括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重修的《唐书》、《五代史》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

　　国史之史家，率皆止为史家。故所述作，要在史实，即鉴今以资治，亦多论从史出。唯欧公则不然，于史学之外，政治、吏治、儒学、文学、集古，莫不卓然大成。故其于国史，自不屑于史家之史，而务为君子之史，而以论带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是矣。君子不器。非史家，非宰辅，非循吏，非儒者，非文人；而亦史家，亦宰辅，亦循吏，亦儒者，亦文人。是欧公者，二十四诸史家之孤家也。《新唐书》、《新五代史》者，二十四诸史之独例也。赵绍祖氏《新旧唐书互证》，不此之旨，唯史实是证，失其本矣。

　　虽然，我还没有通读完全部的《二十四史》。但就所已经通读过的七八部以及浏览过的十几部，像欧阳修这样的史家——更准确地说是不止为史家及其著述，所给我的阅读印象，便像是在与知己的朋友交流人生的感悟，而且颇有千杯少的慷慨。这种感受，在读其他诸家的著述时不能说一点没有，但肯定没有像读欧史那样的强烈。所谓“尚友古人”、“君子以义”，此之谓欤？

　　三十年前，谢稚柳先生为我量身定制了一副对子，系改欧阳修的同志苏东坡诗句的“虽”字为“唯”而成：“行乐及时唯有酒，出门无侣漫看书。”东坡当然也是我越千年的谬托知己，所以为我当时的生活写照，每一个熟悉我的朋友都认为形神兼备。我想，如果把下联改作“闭门寻侣漫看书”，不更成了我今春的起居实录吗？而“古仁人之心”，应该正是通过这样超时空“求其友声”的交流磅礴通于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