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家谱 出土余姚

　　汉《三老碑》，全称《三老讳字忌日记》，刻立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是现存最早的东汉石刻之一，也是江南仅见、浙江最古老的碑石，今保存在杭州孤山之巅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为国家一级文物。

　　清咸丰二年（1852），《三老碑》在浙江余姚东北10里的客星山出土，碑额断缺，后人根据碑刻内容而予以命名。通高90.5厘米，宽45厘米，右侧以格栏样式自上而下分为4框，各4至6列不等，每列6至9字，镌刻人物谱系，首句“三老讳通，字小父”；左侧为大格栏，计3列，每列约30字，镌刻铭文和立碑缘由，凡217字。

　　《三老碑》主要记录东汉建武年间一位名叫“通”的地方官“三老”（掌管教化的一种荣誉尊衔，无行政权和俸禄）和妻子、儿子、儿媳、孙子等祖孙三代的名字（讳），及其逝世的日子（忌日），旨在让后代子孙尊祖敬宗，谨记祖辈品德功绩，同时免于言事触忌，不忘春秋祭祀，传承祖德。由第七个孙子“邯”所立，迄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

　　命运多舛 际遇起伏

　　《三老碑》从出土、辨识、递传到最终归宿，命运多舛，际遇起伏。

　　清咸丰二年（1852）夏五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严陵坞村的一位村民，挖到一块平整的石料，运回家中拟留作日后垒砌甃墓（墓壁）之用，清洗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当地诸生宋仁获悉后告知近村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字清泉）前往辨识。周根据其文字内容和字体笔法，判断它非同一般，与村民商议后运至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二），并墨拓了百余份分送各地学者和金石同好研究。

　　咸丰十一年（1861）10月，太平军攻城略地，兵至余姚，将周置放在竹亭的石碑、汉晋砖石悉数推倒，垒作灶台。太平军退后，“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周世熊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是天意所为，因而格外看重，精心收藏。

　　1919年，从事古董收藏和交易的丹徒（今镇江）人陈渭泉访得《三老碑》，以3000大洋从周氏后人手里购得后辗转运至上海，待价而沽。1921年，日本商人欲以重金收购，浙籍古董商人毛经畴将消息转告任上海知事的绍兴人沈宝昌，沈又告之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他们“不忍古物之沦亡”，为力阻该碑漂洋过海，流失异域，立即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

　　醵资共赎 筑室永存

　　丁辅之赶赴上海，与社长吴昌硕紧急商议，莫不以为与其“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于是广联同乡，布告同仁：“此吾乡邦文献所系，讵可弃诸禹域之外。”吁请协力“醵金（集资）赎之”，“大雅宏达，共成斯举”。

　　浙人闻风响应，名流慷慨解囊，吴昌硕、倪墨耕、何诗孙、陆廉夫、王一亭、商笙伯、高邕之、丁辅之、王福庵、吴石潜、叶为铭等印社同仁各捐献书画印谱10件、古画30件，举行义卖。不到一月，65人共集资11270元，浙江督军卢永祥、湖州首富张钧衡各捐2000元。其中，8000元向陈渭泉赎碑，3270元后用于筑室庋藏。

　　1922年7月，三老碑运至杭州后，“择西湖孤山之阳，西泠印社隙地”，建造“三老石室”，连同社藏北魏、元至明墓志石刻，及摹刻宋拓先秦石鼓10枚，一并永久保存。吴昌硕特撰《汉三老石室记》，志述其事，著诗以赞：“三老神碑去复还，长教灵气壮湖山。漫言片石无轻重，点点犹留汉土斑。”石室门墙上另题刻楹联：“竞传炎汉一片石，永共明湖万斯年。”

　　《三老碑》入藏西泠印社，为印学研究保存了实物依据，成为名副其实的“镇社之宝”，见证了印社先贤大师为保护祖国文物，凝聚社会力量护宝、藏宝、展宝的文化义举，彰显了浙籍有识之士的爱国情怀、民族风骨和崇高品德，更是西泠精神的生动写照。

　　由篆入隶 两浙第一

　　《三老碑》不同于庙堂巨制、官家刻石，书体介于篆隶之间，由篆入隶，波磔起伏，隐然若现，颇具篆隶嬗变之际的古隶风貌，只是字形体势尚无成熟隶体扁方规正的固态，可谓汉隶成熟的雏形。其结体宽舒不拘，章法错落有致，书风醇古朴茂，刻划雄浑遒劲，尽显率意自由、野逸拙趣、古朴天真的活泼和灵动，在东汉数百通碑刻中，不失为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上乘之作。

　　东汉时期，中原大地刻碑成风，石刻碑铭在黄河流域层出不穷。但是，在非文化核心区的东南浙地，出土东汉初期的石刻精品《三老碑》，实属罕见，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官制、石刻家谱、书法沿革，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一经发现，倍受世人瞩目，海内金石家视若鸿宝，名家学者纷纷题跋作记。清李葆恂在《三邕翠墨簃题跋》中评价道：“此刻书势屈蟠生动，于诸汉隶中最有笔法可寻。”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由篆变隶”，“笔法已有汉隶体”。何绍基赞之为“东汉第一碑”，达受（1791-1858，俗姓姚，名达受，字六舟，号南屏退叟，雅好金石书画，道光年间曾主杭州南屏山净慈寺）誉之为“两浙第一碑”。

　　《三老碑》初拓字画肥厚，因石面不平，石花斑驳可见；晚拓则因石面磨平，字画变得纤弱。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达受跋本”，堪称最佳初拓本之一。其上端有咸丰六年（1856）二月达受为守六禅师的题名并跋，另有咸丰六年至十一年间（1856-1861）汪士骧题跋，咸丰十一年（1861）沈曾植观款，同治五年（1866）吴延康题识、褚德彝题签并记等，分别钤有“余姚客星山周清泉印”“达受之印”“六舟”“曼陀罗室”“守六”“禅勤之印”“云史”“汪士骧”“湖山史隐”“康父”等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