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乡丽水，杨可扬编辑《木合》通讯，还为《浙江日报》主编副刊《新艺术》，为《浙江妇女》月刊设计封面、报头、插图等。

　　在武夷山期间，杨可扬负责编辑“新艺丛书”，创作出版《新艺散谈》和《民族健康》，其中《民族健康》以木刻的形式向群众讲解卫生知识。

　　抗战胜利以后，杨可扬随“木合厂”离开武夷山迁往上海，他离开故乡的群山再次展开新的奋斗。此时，他已经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全国各地的木刻同行们相继到沪。

　　这一年，“中国木刻研究会”改组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杨可扬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并驻会办公。之后，他与战友们一起筹办“抗战八年木刻展”，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为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的中文机关报《时代日报》编辑《新木刻》副刊等。所有的工作正如他在《中国版画集》序言中所言：“我们为着这个社会不至于再像往日那样颓唐，为着这个国家不至于还原到‘无声的中国’上面去，我们‘放笔直干’是时候了。而实际上，在我们的周遭社会里，由于人民广泛的醒觉，那颓唐的气息已经慢慢地给赶跑了；那‘无声的中国’已经变成‘有声的中国’了。”

　　1949年3、4月间，杨可扬和邵克萍、赵延年、陈烟桥、郑野夫、王麦秆等木刻家，接受了上海地下党委托秘密刻制迎接上海解放的木刻传单任务。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为了迎接解放大军进城，杨可扬、邵克萍、赵延年共同绘制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头像。之后一直在上海从事美术出版的领导工作。

｜4｜

　　无论是不是身在故乡，大山的托付始终伴随着杨可扬，故乡的大山孕育了他宽厚朴实坚忍不拔的性格、沉郁质朴的艺术语言。最后，他又选择回归大山，与大山合为一体。

　　杨可扬的艺术无疑受到故乡的照拂与蒙养。早年“作风沉重，有忧郁的感觉”，就得益于故乡大山的沉郁，也得益于乡贤汤显祖作品中的悲悯。冬去春来、斜影明灭、谷物衣衫、日日更新。1950年代以后，风格由“沉闷”转向“明朗”。在中晚年，他擅画明净和煦的清新景致，而几乎从不表现阴雨晦霾，不懈讴歌“光明”，在他的视野中世界仿佛本就安然，作品《上海，您好！》中那一轮于楼体后升起的朝阳，何尝不是故乡群山之巅嵌上的那一道亮色。

　　1950年代，杨可扬曾两次短暂回乡探亲，令人痛心的是1958年那次，母亲病重，却因工作繁忙无法照顾，挥泪离开，不久母亲病逝。三十多年再没回过家乡，他的心却牵挂着家乡、乡亲。1993年杨可扬再次回到遂昌，面对家乡的巨变，惊叹而欣慰，晚年他与故乡日益密切。2004年夏，他在故乡过了90岁大寿，决定将版画、国画、藏书票等共177件作品捐献给故乡，故乡成为他艺术的归属之地。

　　乡亲们也经常到上海探望他，给他带去故乡的消息。2008年7月，当时的遂昌县委书记，向老人介绍故乡开展洁净乡村、美丽乡村，以文化振兴乡村的情况，老人听后无比嘉许。这次会面，“老先生精神矍铄，思维活跃，对家乡风土人情的眷恋，对波澜人生的从容回首，对版画创作的独到见解，宛若一幅经典画卷随思绪轻盈翻动。尤其是先生对遂昌发展的关注，让人肃然起敬。”

｜5｜

　　如今的举淤口村，处处留有杨可扬的印迹，既是对先生的怀念，更是对先生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孩子们飞奔在村里新建的崭新大道上，长约500多米的村道两旁，以生态屏风为载体，树立起了百余幅装裱精美的杨可扬版画作品。《保卫祖国》《上海您好》《雷锋像》《浦东之春》……其人物形态逼真，笔墨情感入木三分，无不浸透着不同时代的生活背景，使人百看不厌，意境无穷。

　　村尾的帅印山脚下建起了一座“心”字状的杨可扬文化公园，公园正中安坐着一尊杨老先生的铜像，他双手合捂一木杖，那栩栩如生的神情，慈祥和善的面容，让人望之生敬。像边耸立着一块橄榄石，形似一把篆刻的钢刀，上面刻着金光闪闪的字：“人生就要像版画一样，一丝不苟、黑白分明。”——杨老先生的人生格言，将给更多人以智慧和力量。

　　这两年，可扬版画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的绘画爱好者前来写生，版画也逐步发展成为了文化创意产业。借着“美丽乡村”的东风，举淤口村乡村旅游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基本形成游客度假休闲、特色乡村展示、文化旅游类型。

　　举淤口村也早已不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了，先后荣获了“省级生态村”、丽水市“十大美丽生态村”等荣誉称号，并两次“走”上了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被称赞为“中国乡村文明的标杆”。现在的举淤口村，建筑布局合理、建筑风格趋向于园林式，道路整洁，有古色古香的木桥、绿树成荫的小径、清香的木雕栏杆……每样都蕴含着艺术的气息、每刻都洋溢着清幽的乡村情谊、每处都让人感叹到自然与社会的完美融洽。

　　相信，这必是先生最最高兴看到的，他几进几出的大山，为此以刀笔为武器奋斗的一生，他那牵挂萦绕的故乡，终于走在了奔向小康幸福美丽的康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