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的康有为为近代书法变革的关捩人物。从他的《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儒博、曼宣》诗中颇能让人感受到波澜壮阔的革新思想：“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深山大泽龙蛇起，瀛海九洲云物惊。”

　　康有为学术视野宽广，通晓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书法的方法亦自新颖。在《广艺舟双楫》中，他完全打破中国古代治学传统，抛开经学与考据，借助西学，通过将世界各国文字进行对比，找出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字的特殊关系。始于象形，是中、外文字发展的肇端，随着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各国文字便逐渐纷陈出不同的面貌。基于这一发现，康有为指出：“中国文字，无意不备，故极繁而条例不可及；外国文字，无声不备，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广艺舟双楫》）并从中揭示出“用目”、“重形”的中国文字带有一定的观赏价值：“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所重在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即分篆隶行草（字母的正写与草写）亦声也。惟字母略有形耳。”（《广艺舟双楫》）而这种“在形”的美复将如何构成呢？

　　书法美的构成

　　康有为认为书法美构成首选有个“大界”和“小界”（“本界”）的问题。所谓“大界”相当于文学艺术的外部规律；所谓“小界”（“本界”）相当于文学艺术的内部规律。他理解的人类社会生活是“随时而异尚”（康有为《礼运注》）的：“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制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以为之大界，恶美工绌，只可于本界较之。”（《广艺舟双楫》）无论是借用“西学”探究出中国文字具有构成艺术美的“在形”特质，或是揭示出“随时而异尚”的审美规律，以及下面所谈到的“审时通变”、“新理异态”等等，这些“新”思想共同构成了康有为改良主义的书法美学。

　　基于美所具有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他要求论书者确立“审时通变”（《广艺舟双楫》）的思想。他把书法艺术的变迁喻之为旧党、新党胜败之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注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笃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新胜旧之证也。近世邓石如、包慎伯、赵之谦变六朝体，亦开新党也。阮文达决其必胜，有见夫。”（《广艺舟双楫》）据此导出的结论是：“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夫理无大小，因微知著。一线之点有限，而线之所引，亿兆京陔而无穷，岂不然载。”（《康有为诗文选》）这种“审时通变”的观点，远远超出了书法的范围，与他的《上清帝第一书》，乃至后来百日维新的指导思想均为相通。在“审时通变”的前提下，洞察出文学艺术所具有独创性的审美特征，他将之称为“新理异态”，他阐释道：“新理异态，古人所贵。逸少（王羲之）曰‘作一字需数种意’。故新贵存想。”（《广艺舟双楫》）

　　雄强美的追求

　　尊碑轻帖，追求雄强美，为康有为改良主义书法美学思想的主旨。他继承了阮元、包世臣的书法美学思想，甚至可以说进行了彻底的发扬，他说：“阮文达作旧体者，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此事。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此概通人共识，能审时宜，辨轻重也。”（《广艺舟双楫》）学界普遍认同尊碑轻帖的观点，在书法史上具有挽救清末书法颓势之功效，其源自阮元和包世臣，而由康有为厥成其功。从审美意义上看，尊碑轻帖是出于对于雄强美的追求。他在《广艺舟双楫》中总结出书法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墨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异；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面对这样类似诗话、词话的映像式的批评，我们似乎难以准确理解其含义。熊秉明先生对此有允当的分析，说：“他（康有为）最欣赏的是《爨龙颜》碑，列在神品第一名，称为‘雄强茂美之宗’，而列在神品第二的《灵庙碑阴》和列在神品第三的《石门铭》，称为‘飞逸浑穆之宗’。这样看来，如果替他为神品下定义，作‘雄浑茂美，气象浑穆’应该是不大错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即是说康有为认为书法中的神品应该具备“雄浑茂美，气象浑穆”的意境。

　　尊碑之说至康有为几欲彻底否定了清末衰颓的晋唐帖学的艺术旧习，改而孜孜以求“雄强美”的艺术风格和以意取胜及强烈激动的美学效果。这样的追求所呈现的不再是理想内容和感性形象的和谐统一，由于感情外露，自我表现的成分居多，个性就显得突出，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而尊碑说的出现，正是浪漫艺术寻找适合自己时代表现形象的结果，康有为书法美学的探究和康氏书风的形成恰好与此交汇。“雄强”较为接近西方浪漫主义运动中推崇的“崇高”美学范畴。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关于文艺的改良思想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由于彼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动摇和妥协性，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面前，这么一泓浪漫主义的春潮，终究无法掀起轩然大波。甚至于他的弟子梁启超在《中国韵文中情感的表现》一文中，干脆把浪漫主义与现实注意并列起来，作为两种不同情感表现的方法加以论述，全然不见康有为旗帜鲜明的革新精神。相对于乃师康有为而言，梁启超更注重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理性因素，这样的思想体现在他的书法创作上，即便保留南北碑字体的面貌，也殊难达到“雄浑茂美，气象浑穆”之境。由此，我们似乎更能体会到康有为书法美学革新思想的矢志坚毅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