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是沙孟海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作为20世纪书坛的代表人物，沙孟海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与高尚人格，在书法、篆刻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高峰的称谓，往往是经过时间沉淀、学术追问、历史过滤，褪去当世的利益、情感、纷争与世俗光环，由不持偏见和独持己见的史论者们给出的判断。其具有艺术的深度、广度、高度与温度，尤其在历史长河中给后来者具有典范意义。研究一座已耸立的高峰，探究他们成长的规律和路径，这有利于当代书法界寻找到突破高峰的方法。今年正值沙孟海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们以沙老为代表，从他的作品、学术思想、人物品格等多个角度出发，探寻他在当代书法发展中的典范意义。

　　一、文化正脉的传承典范

　　每个民族与国家的自信与梦想，来自于对自己民族文化正脉的坚守，书法的发展就是一个对文化正脉的传承与创新的过程。沙孟海在许多文章和场合中对自己的学习方法作出过总结，屡次提到了“转益多师”和“穷源竞流”的传承之法。

　　而沙老所提到的“穷源竞流”更是为我们传承文化正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学习方法。“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势从哪里来，作者用怎样的方法学习古人，吸取精华。什么叫竞流？要寻找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总结起来就是学某一种碑帖的时候，同时学习与之相关的墨迹碑帖。纵览沙老的书法作品，融汉魏碑版、“二王”、颜书、两宋、晚明帖学与清代碑学，形成了雄强豪迈、大气磅礴的主体风格。这和他对古今碑帖“穷源竞流”式的学习与传承密不可分。

　　于篆刻，沙老同样注重对传统的继承，他以文字学、金石学为根本，强调远宗近师。吴昌硕曾对其印章作出评价，谓“虚和整秀，饶有书卷清气”。沙老把秦汉玺印作为取法的根本，翻阅《沙孟海全集4·篆刻卷》，可以看到沙老创作了大量拟古玺、秦印和汉印风格的印章，也有许多印从当时的钟鼎铭文、匋文、封泥中取法。同时他也从明清以后的流派印中汲取养分，除了亲炙吴昌硕、赵叔孺以外，沙孟海对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诸家均有涉猎。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不囿于对风格形式的学习，特别领悟其他印家的创新理念，增强“印外求印”之本领，最终形成了兼具金石气与书卷气而浑厚古朴的印风。

　　“转益多师”和“穷源竞流”这两点可以说是沙老一生治学治艺之法的结晶，甚至是学书治印的金科玉律。这两种方法不仅仅适用与书法，同时也适合其他中华文化之传承。

　　二、时代书风的原创典范

　　原创作品是对既定参照物的怀疑与否定，是在刷新固有的经典界面之后呈现出破土而出的生命气息，是在展现某种被忽视的体验，并预设着新的可能性；原创是可经过、可停留、可发展的新的存在，是新的经典的原型，具有集体共识的社会价值。沙老在《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的文末强调：“新风格是在接受传统、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集体努力，自由发展，齐头并进，约定俗成，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来，丢开传统，是不可能从空中掉下一个新风格来的。” 在《〈海岳名言〉注释》中他又谈道：“熟悉诸家，吸取众长，融会贯通，乃成自己面目，这便是创新。”可见，沙老于原创为我们指明的依旧是深耕传统，传承经典的道路。而沙老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曾总结道：“学书的，死守着一块碑，天天临写，只求类似，而不知变通，结果，不是漆工，便是泥匠，有什么价值呢？”显然，在沙老看来，一味地照碑帖临写，写得再像，若不变通，终将沦为字匠。这篇文章中，沙老还将其中的帖学分为了“在二王范围内求活动的”和“于二王以外另辟一条路径的”两部分，并将“颜字”单独划分出来论述。论“颜字”：“他是无所不学的，他那副雄伟深厚的精神，全从汉碑得来，用笔方法，是把钟繇参入隶体中，换句话说，就是用隶书的方法来写真书。他是兼有帖学碑学之长的——帖学和碑学，本没有截然的区别。”这段话清晰地表达出沙老对颜真卿碑帖相融书风的认同与敬仰。沙老也亲身实践，走出了二王以外的另一条路径。

　　沙老在那个时代开拓出的路径中，他的榜书艺术可以说是其中又宽又长的一条，人们誉之“海内榜书，沙翁第一”。他所处的时代，一边是受尊碑抑帖思想影响的传统碑派，一边是以沈尹默为代表的重振二王一脉书风的帖学派。然而一味尊碑或崇帖，偏执在所难免，恰好碑帖各有长短，可以相互弥补。沙老将二者巧妙融合，打破碑帖界限，用碑来增加帖的厚重，用帖来化解碑的板滞，形成了凝重而又跌宕，正大不乏飘逸的榜书特色，与过去篆书、隶书、楷书等为主的正体大字区别开来。

　　此外，在不少研究沙孟海的论文中讨论了沙老的章草艺术。因为章草上承篆隶，下启今草，本身就有碑帖融合的性质，沙老将其带入了行草书创作中，加强横向取势，使作品更为高古，又富有现代感。章草的融入，在“沙体”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诚然，想通过碑帖相融来出新，不是靠简单地把帖写得浓密粗壮，在碑中加连带就能解决的。

　　三、现代书学的治学典范

　　沙老以学问立身，先文后艺，他的书法和篆刻更像是他学术成就所衍生出的副产物。博闻强识的他，在文学、考古学、文字学、金石学、书学、印学等多个学术领域都有卓越建树，此等能力是我们当代众多书家所不具备的。他的学术精神，足以成为我们现代书学的治学典范。

　　沙老对学术的重视，源于他对学问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在沙老的《与刘江书》中，多次强调学问的重要性：“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当前书法界主张不一，无所折中，但如启功先生有学问基础，一致推崇，颠扑不破……”在沙老看来，学问是终身之事，作为专业书家，一定要有学术思想，把学问作为书法艺术的基础。在《九十感怀——在“恭祝沙孟海教授九十华诞”祝寿会上的讲话》中，他说道：“书法这门学问，依赖于文字，没有文字便没有书法。好比文字依赖于语言，工艺美术依赖于工艺，建筑美术依赖于建筑工程一样。”可见沙老清晰地认识到汉字乃书法的创作之基，要把书法作为学问来看待。

　　沙老的学术精神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注重多学科的交叉学习。

　　沙老的另一治学典范是敢于质疑，理性思考。针对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沙孟海曾在《碑与帖》中写道：“北方书迹留传到今天的大多数是碑刻，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启牍，不能说他们不长于启牍。今天看到敦煌、吐鲁番等处发现的汉、晋人的启牍也不错。南方书家写的碑版，数量虽少，书体与北魏出入不大。”这段话清楚表达了不能轻率断定北方不善启牍，南方不善碑版。在碑学前辈大家的思想笼罩下，他依旧清晰洞察到了这一理论的问题所在。即使是沙孟海早年非常崇敬的康有为，对于他“凡碑皆好”的理论，沙老依旧提出质疑，认为是“偏激之论，非公允之言”。沙老实事求是的态度，抗志希古的学术品格，值得我们学习。

　　四、高尚人格的素养典范

　　历朝历代都有论及人之性情与书法的关系。从沙老的书论、印论中可见，他也关注人的学养品格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如他评倪元璐：“他和黄道周同时，而且志同道合，很交好。明亡时，他们都殉国而死。他们平素为学，崇尚节概，严正之气，流露于行间字里，和赵孟頫、王铎一辈子，自然两样……说艺术是人性的流露，引他们三人做例子，再恰当不过了。”又如他评吴昌硕：“由于吴俊卿的气魄大，识度卓，学问好，功夫深，终于摆脱了寻行数墨的藩篱，创造了高浑苍劲的新风格。”有这样的认识，沙老自然也是轨物范世。

　　五、文化自信的社会责任典范

　　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但同时艺术也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并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因此，作为艺术家，不能停留在孤芳自赏或闭门造车的阶段，不仅要用创作影响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还要能够积极作用于社会生活。沙老正是这样一位深受老百姓喜爱又能承担起社会责任的艺术家。

　　沙老在1979年当选西泠印社社长，1981年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领导这些艺术社团期间，沙老进一步健全完善机构内部的治理机制，强调“学术基因”，包容并蓄，多次组织学术研讨、对外交流、展览、编辑出版等活动，为印社、书协培养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中坚力量，奠定了书法篆刻艺术发展的人才基础，也为当代的艺术社团的治理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不仅推动了本土的书法教育发展与民族文化振兴，沙老一代的艺术家还广泛接收外国留学生，促进了书法艺术和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据《高等书法教育四十年》一书中的外国进修留学生名单，从招收第一个书法系留学生开始至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美院招收了来自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奥地利等国40余名留学生。

　　沙老毕其一生，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宝贵文化财富，同时也给我们当代书法人带来了诸多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上的启示，引导我们攀登下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