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创作者的拟、仿，基本“旧瓶装新酒”。

　　网络中那日与群友谈及文学艺术中的“模仿”：一部《百年孤独》、“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不知影响多少当代小说家；即便国内，新疆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出来后，也直接、间接影响了无数写作者对乡村的重新回望、文本创作之叙述方式乃至取标题的“一个人的xx”。还有近两年刊物上风行的“xx记”；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后的“xx录”。

　　视觉艺术的国画，题款上直接所写的“拟”、“仿”，常遭至自认高明的写手们哂笑，“聪明”的他们从不会在作品题记或最后注名拟或仿谁谁——这差异一方面因塑造形象所运用的物质材料与表现手法不同，而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以语言为媒介来塑造形象。另一方面在于国画有其特殊性：以貌似的拟仿来承续传统——“术”是技法、门派的“其来有自”与延伸衍化的路径。事实上，国画创作者的拟仿，基本“旧瓶装新酒”，“借船出海”。

　　一个时代里，不同的艺术门派众水汇聚，方蔚为大观。何况，在无照相术、翻刻复制也难更大规模的古代，艺人如不借助这一“传续”之法，在历史与时代构筑的坐标上建起立足点，由此抱团取暖而使得画作得以收藏、留存，个人单打独斗，又无功名地位，其声名便如秋风中的飘飞之叶，天地遥茫，兀自零落，最后栽入哪个阴沟或没入旷野，很快腐烂，消匿在残忍的时光之流中。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提出文艺起源于模仿。人类经过了童年、少年、成年，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意志哲学、生命哲学、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兴起，哲学、文艺的研究与观照对象，也由物转向人、转向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存活动。但“仿”依然存在，从生物科技、生命医学的仿生研究，到文艺中的借鉴、影响。有句“话粗理不粗”之言：“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艺术创作也可类比，而生吞活剥，与消化吸收为“我有”，自是云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