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史的发展逻辑来看，艺术、艺术史、美术馆三者的演进，始终与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演变同步，尽管常以超前和颠覆的方法向社会着力，却无不建基于社会制度的深层逻辑。当代人无比熟悉的美术馆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惯常存在，它经历了从教堂、宫殿到私人收藏、艺术沙龙的社会身份变迁，最终形成了公共文化场域的现有身份定位。与此同时，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亦经历了从附庸到独立的漫长过程，最终从社会精英的“神坛”降落到社会公众的“凡间”，所谓的现代主义，其实质便是艺术独立、文化自由的个体觉醒。

　　20世纪30年代，从杜尚将小便池放入巴黎沙龙展现场开始，艺术现代性的方向便向着当代极速转向，对架上艺术形式的突破和对媒介艺术观念的衍生，实质便是社会文化向公民赋权，及当代社会各行业的去中心化所生成的文化自造的内在需求。从这样的艺术发展逻辑来看，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的美术馆的存在与发展，实际上是当代文化生态的命脉所在，所谓美术馆要从“知识生产”向“智识生产”进阶，背后的逻辑就在现代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不断调整、演进的精英与大众、接受与自造的关系。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中极为特殊的行业形态，最适合扮演命运共同体中人类个体理解世界、相互协商、互为默契的公共场域，这样的角色与古典教堂、现代议会、后现代网络有着相同的存在逻辑。

　　现代艺术从印象派开始发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最鼎盛时期，与毕加索、马蒂斯等同时期的杜尚却走向了另一条路。杜尚的出现可以说是在现代主义高峰产生的裂变，但也预示着现代主义内部无法解决的结构性焦虑。杜尚曾说：“艺术是给所有时代的所有人分享的游戏。”著名策展人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提出“一个想法、一个主意可以改变现实。”这其实标志着艺术家对自身的创作主体性开始进行主动反思——艺术发展到当下已经不再是技艺的问题，而是对社会公众个人意志的唤醒和对身体行动力的训练。

　　指令艺术展“do it”项目是奥布里斯特1993年在巴黎咖啡馆发起，他邀请了数百位艺术家分别提供一个容易实施的作品方案并聚集成册，方案册巡回到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就地形成一个展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创意初期小汉斯并没有想到，在落地机构运用当地材料实施指令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公众参与展览的过程中，竟然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在地性倾向。从“do it”一开始，艺术家的主体地位便从艺术内部被彻底挑战了，这个具有极强公共性的展览后来随着社会公共场域的拓展产生了许多版本——“do it”美术馆版、“do it”家庭版、“do it”电视版、“do it”研讨版、“do it”户外版和“do it”派对版，最近更有了“do it”哲学版和“do it”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版，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艺术家的身份从旁观者、记录者、创造者、教授者变成了社会演进的催化剂。今年秋天，“do it”项目将在全球持续巡展27年后首次来到中国，落地成都麓湖A4美术馆。今年的“do it”将有儿童、家庭、教育机构和艺术家参与四种途径，其广泛程度远甚于任何一次巡展，我相信这是艺术发展到当下所产生的不可回避的公共性需求——一种主动打破圈层特权的公众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