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前后近百年（1271-1368）。元代官印除用汉字外，还有八思巴文。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即八思巴文。八思巴文颁行以前，元代官印主要使用九叠篆，如“司狱司印”等印，印文均为标准汉文九叠篆。八思巴创立的新字是从藏文发展而来，吸收了宋印九叠篆整齐匀称、棱角分明的特点，但并不像辽、金、西夏文字那样与汉字有一定渊源，如“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等印。

　　八思巴文官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背款皆为汉字，这是我们识别八思巴文的最重要依据。此外，元代官印印边比较宽阔，此为元代官印印面构成的一大特点。隋唐官印及宋初官印，印文与印边往往等宽，宋代中后期印边开始加宽，至元代竟达印文笔画宽度的数倍甚至十倍，“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即为代表。

　　明代朱简曾在《印经》言：“印昉于商、周、秦，盛于汉，滥于六朝，而沦于唐、宋。然而代有作者，其人莫传。如元则有吾竹房、赵松雪辈，描篆作印，始开元人门户。国初尚研故习，衰极始振。”明代甘旸《印章集说》言：“至正间，有吾丘子行，赵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时尚朱文、宗玉箸、意在复古。”以赵孟、吾丘衍、王冕为代表的印人，在元代发起了一场复古运动，力挽魏晋以来印章的靡弱之风。

　　在元代，赵孟頫无疑是朝野公认的艺术界乃至整个文坛的盟主，其不仅官居一品，而且在诗文、绘画、书法等方面均成就斐然。在元代篆刻史上，赵孟頫亦占据着重要地位，他的印学理念不仅影响了有元一代，对后世篆刻的发展亦影响深远。明代甘旸《印章集说》言：“赵子昂善朱文，皆用玉箸篆，流动有神，国朝文太史仿之。”（见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陈琏《印说》言：“圆朱文，元赵松雪善作此体，其文圆转妩媚，故曰圆朱。要丰神流动，如春花舞风，轻云出岫。”（此概为“圆朱文”一称之由来）。其书法诸体皆工，被后世称为“赵体”，其用印多亲自配篆由印工镌刻，与吾丘衍风格为近，世称“吾赵”，二人开创的印章风格，后世称为“元朱文”。这种字形婉约流美、章法紧凑合度的印风，成为明清文人篆刻创作中的一种重要印式。

　　赵孟頫在元代文艺界具有极大的号召力，篆刻上他崇尚“古雅”“质朴”，反对“新奇相矜”“不遗余巧”的流俗，这与其在绘画上提倡的“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是工无益”的观念是十分一致的。（《自跋画卷》）赵孟頫在理论上强调复古，以汉魏印章为法则，但真正反映其篆刻水平的却是他所开创的元朱文印风，其中渗透了他的审美倾向，元朱文印流畅爽劲的审美效果与其醇和秀丽的书风和颇有古意的画风相符合。他的朱文印沿用了唐宋官印所通用的那种类似玉箸篆的线条，在强化笔画的运动感的同时，印文每与印边相连，并能于疏朗之中捕捉朴茂之气，给人以稳定和饱满之感。清代印学家孙光祖在《古今印制》中说：“秦、汉、唐、宋，皆宗摹印篆，无用玉箸者。赵文敏（孟頫）以作朱文，盖秦朱文琐碎而不庄重，汉朱文板实而不松灵，玉箸气象堂皇，点面流利，得文质之中。明以作玺，尤见规模宏壮。”

　　与赵孟頫同时的吾丘衍，也是篆印高手，篆书有“当代独步”“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之下”的盛誉。当时吾丘衍与赵孟頫一起呼吁印章复归汉魏印式，但从对汉印风格的倡导来说，吾丘衍较赵孟頫更为实际，其为教授弟子所著的《学古编》多由实践而来，并明确提出以汉印为皈依，讨论了印章中的篆法与章法等具体的操作问题。赵孟頫和吾丘衍均自篆印稿，这自然与二人在篆书上的造诣分不开，且二人所开创元朱文印风，很快成为文人作印的模式，这直接提升了篆刻的文化品位。

　　在元代朱文印的演进过程中，端赖吾丘衍和赵孟頫的倡导，元代文人篆刻得到较大发展，尤其是吾丘衍开馆授徒，培养了许多弟子，使文人篆刻延续不断，并在明清两代成一时风气。吾丘衍的弟子中，较著名的有赵期颐、叶森和吴叡等，而吴叡最为著名。与吴叡同时的印人还有王冕，其首创以花药石（即花乳石）刻印。

　　除王冕外，元代很多画家都介入了篆刻的创作，如柯九思、虞集、张雨、黄公望、倪瓒、杨维桢、朱德润、魏元裕、鲜于枢、陆居仁等，均采用吾丘衍和赵孟頫的方法。从他们的印章中可以看出，元朱文印的形式已然确立：印文取小篆、朱文细线、文字连边……元代文人印流传下来的很少，但是在篆刻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文人的参与，是中国印章确立艺术立场的标志，是篆刻艺术和实用印章分野的里程碑，而这种重要的历史性转变在元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