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在唐宋以前其实用性远大于审美的需要，宋代虽已有文人开始注意到印章的审美追求，但印章由实用的凭信之物向作为审美的艺术作品的转换在这一时期并未完成。由于印章石材的发现，元代文人开始介入印章的创作过程。从吾丘衍、赵孟頫到王冕，至元代末年，文人篆刻越来越占据重要的位置。到明代，赵孟頫的元朱文印风，仍是文人士大夫崇尚的对象。

　　晚明印论家周应愿在《印说》中言：“祝（允明）有‘吴下阿明’朱文印，空远有韵。”在数代印人的苦心经营下，明代印学日盛，且能法传正宗。明人不仅倡导秦汉质朴之印风，亦追随元代朱文印之文雅，为篆刻别开一种生面。应该说，篆刻至明代为一大转捩点。若作细分，篆刻到明代中叶才开始真正兴盛起来，以文徵明为首的吴门篆刻发挥了巨大作用，文徵明对印章的爱好远胜于他的老师沈周，曾自诩“我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周应愿曾云：“文待诏父子始辟印源”。

　　篆刻至明代，不论是艺术实践还是印学理论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以“流派”的出现为标志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五大篆刻流派分别是：文彭开创的“吴门派”，其印风纯正雅致，远规秦汉；何震开创的“雪渔派”，以冲刀法效法汉铸印，气势沉雄而猛利；苏宣的“泗水派”，兼师文彭与何震，远规汉晋；汪关的“娄东派”，印风典雅雍正；明末朱简的“修能派”，以短刀碎切法形成苍茫劲健的印风。

　　文彭开创的“吴门派”

　　文氏一门风雅，引领吴中乃至全国艺坛。就篆刻而言，文彭被后人奉为“文人篆刻的开山鼻祖”。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徵明长子。文彭继承家学，工诗，亦善书画，尤擅篆刻，与何震并称“文何”。周应愿《印说》谓其“克绍箕裘，间篆印，兴到或手镌之，却多白文”；吴正旸《〈印可〉自序》谓其篆刻能“直接秦汉之脉，力追正始”。起初文彭所刻多牙章，自书印文，由金陵李文甫镌刻。后于南京西虹桥偶然发现青田“灯光冻石”上走刀更理想，遂自篆自刻，并在文人中形成执刀刻石的风气。韩天衡先生在《中国印学年表》一书中将此称为“篆刻由铜印时代进入石章时代的标志”。

　　文彭从事艺术活动主要在嘉靖、隆庆年间，其一生刻过不少印，但当时尚未采用印谱的形式使之流传，故我们当下所能见到文彭的印章有限。尽管文彭从事篆刻实践时顾氏《集古印谱》尚未印行，但文彭与嘉兴项氏、上海顾氏都有交往，有把玩大量古玺印的机会。周应愿称文彭的篆刻“白登秦汉，朱压宋元”，评价极高。文彭的元朱文印取篆规范，圆劲秀丽，对后世的元朱文印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人桂馥在《再续三十五举》中说：“文氏父子印深得赵吴兴（赵孟頫）圆转之法，此乃诗之有律，字之有楷，各为一体，工力非易，毁之者讥其变古，誉之者奉为正宗，皆所谓不关痛痒也。”桂氏的评价，不仅说明了文彭师法有得，且对元朱文的发展有所推动。

　　文彭之后，其弟子何震、苏宣、金光先等在当时的印坛都负有盛名。文彭在当时印坛上所起的承先启后的作用应该是其对于篆刻艺术最大的贡献。此外，吴门较为著名的印人还有王伯钦、周应愿、归昌世、沈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