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由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西泠印社出版社、浙江省书协篆书委员会、杭州市上城区文联、杭州市上城区书协、泰州吴让之纪念馆主办的“吴带当风——吴让之书法研究展”在杭州浣花斋开幕，这是国内首场吴让之作品展，60余件作品中，大半都是首次亮相。

　　吴让之与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是公认的中国篆刻晚清四大家，吴让之位列四人之首。这位在清代印坛上开宗立派的大家，不仅篆刻作品纵横飘逸，使刀如笔，无人能及，而且在书法、绘画等方面的造诣也极高。可惜的是，吴让之生逢晚清乱世，传世墨迹散落各地，想欣赏真迹非常之难。

　　吴让之成就最高的当属篆书，最能代表其艺术水准和美学追求的也是篆书。学习书法的读者肯定知道，学篆书必学吴让之。1978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吴让之书画篆刻展览，比较全面地将日本所藏的吴氏作品汇总，不少国内学者只能望洋兴叹。2015年，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吴赵风流——吴让之、赵之谦书画印特展”，2016年，浙江博物馆举办“吴风赵格——吴让之、赵之谦书画印珍品展”，细心的朋友们应该能够发现，这两次在国内举办关于吴让之的展览，学术研究方向基本都是围绕赵之谦展开的，吴让之为配角，这是有失公允的，也从侧面反映了目前对于吴让之的研究并没有突破。此次展览是继1978年后，再一次举办吴让之的专题性展览，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次。值此之际，也是时候给吴让之一个历史定位与历史交代。 （一碟）

　　吴让之（1799-1870），初名廷飏，字熙载，五十后以字行，改字让之、攘之，号师慎轩、匏瓜室、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征人。他博学多才，诗词娴熟，擅长骈体文，通小学、舆地学，精金石考证，尤善书画篆刻，著有《通鉴地理今释》，是清代印坛上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家，纵横飘逸，使刀如笔，无人能及。其艺术成就不仅限于印学，在书法、绘画等方面造诣也极高。

　　/ 吴让之的篆隶书 /

　　吴让之的书法各体皆能，尤善篆隶，清劲雅致，面目独具。客观地说，其成就最高的当属篆书，最能代表其艺术水准和美学追求的也是篆书。吴让之的篆书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自吴氏学习书法伊始至道光二十年（1840）为早期，道光二十年（1840）至咸丰三年（1853）为中期，咸丰三年（1853）后为晚期。

　　吴让之孩童时期就涉事笔墨，苦不得入门之术。30岁时，吴让之开始理解和意识到邓石如篆刻中“印从书出”的真谛，于是“尽弃其学”，私淑邓氏，确立了“以书入印”为指导的理念。现存最早的两件吴让之篆书版刻作品，一件为其31岁时为石承藻《桐叶山房诗集》题耑的六个篆字；另一件为其38岁时为王嵩高《小楼诗集》题耑的六个篆字。这两件书迹，邓味十足，明显感觉到吴氏此时用心取法邓氏的痕迹。稍嫌不足的是，笔力尚乏雄沉。

　　40岁后，吴让之除了加强邓石如的技法之外，还将重点转移到碑版的取法中去，尤其是《天发神谶碑》中的那种酣畅淋漓的笔墨意韵，给他带来了崭新的书写体验。《天发神谶碑》为三国东吴时期的篆书书迹，一改秦篆之圆融婉转，化圆为方，转折分明，出以率意的倒薤笔法，锋芒毕露。前人有云：“若隶若篆，字势雄伟。”这件作品，对吴让之篆书风格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吴让之47岁时所作篆书“秋灯怀梦图”册页，篆书五字，笔画优美，结构紧凑，姿态自然，出于《天发神谶碑》的意味是很明显。这也是目前吴氏有明确纪年中最早的一件篆书墨迹。

　　真正奠定吴让之书法艺术地位的，是其55岁后流寓泰州的岁月。咸丰三年（1853）冬，吴让之由邵伯埭至泰州，在吴云、岑镕等金石好友家中寓居的日子里，吴让之主攻金石学，见到了大量的商周彝器、秦汉金石以及古玺汉印，并加以考订研究，还协助编纂了诸多金石著述，如《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二百兰亭斋金石记·虢季子白盘》《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等。在经历了前期的积累和探索之后，其篆书进一步熟练掌握了各种笔画、字法、布局等形式语言，逐步形成自己的美学追求，在邓石如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创立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谢东宫赉米启》四屏以及“深源妙从”联等，均为泰州时期所书，是其晚年书风的代表之作。

　　如果说，完白山人开写意派篆书之先河，强调了篆书的书写趣味，那么吴让之对邓氏篆书思想加以继承，并不断地探索改良，使之形成一套更为完备可行的书写体系，可以说完成了对邓石如篆书艺术的超越。后来的书家更是直接站在吴让之篆书的基础上，出以新意，别开生面。如赵之谦在形体的把握上更为妩媚，吴昌硕参以《石鼓》而自成一家。正如吴昌硕所言“学完白不若取迳让翁”。

　　吴让之的隶书，胎息汉碑，用邓石如的方法打开格局。其一生对于《石门颂》《乙瑛碑》《华山碑》《白石神君碑》《张寿碑》《夏承碑》等诸多汉碑皆有涉猎，从其大量存世的临摹汉碑书迹中便能看到这一点。他曾为蓉舫临摹汉碑四种，分别为《淮源庙碑》《曹全碑》《张迁碑》《史晨碑》，这也是现今能见到的吴氏临摹隶书字数最多的一件。此作结体古奥，行笔以篆籀之法，不斤斤于点画细节的得失，结构又融入己意，既有汉碑之气象，又能体现汉隶中的书写意趣。窃以为此其晚年临摹之精品，如同其晚年篆书和印作之气象。

　　其中对吴让之影响最为深刻者，笔者以为非《西狭颂》莫属。目前见到的吴让之临《西狭颂》就有三件：如咸丰四年（1854）所临的立轴（见《吴让之先生书画册》）、为静泉和尚所临的手卷（现藏荣宝斋）、咸丰十年（1860）为王光所临的册页（嘉德2020年秋拍）。通过将吴氏临摹《西狭颂》墨迹与拓本相互比较，不难发现，吴让之在临摹的过程中很好地把握住《西狭颂》疏散俊逸的结字特点，合理地处理临摹汉碑中形与神之间的关系，书写时全用腕力，行笔时注重逆势，故而笔势开张，有博大之气象。吴氏对于《西狭颂》的精研，与其说是对此碑的喜好，不如说是此碑“方整雄伟，直接篆意”的美学特征，深合自己的审美理想。 （下转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