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3版）

　　虽然已有过亿人感染的大瘟疫的风险系数大到难以接受，我始终相信人类的内在心灵力量是巨大的，它关乎人的存在感和意义感的问题，更归结到人类本身生存及发展前行的信心与信念。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为整个俄罗斯增添了精神厚重的托尔斯泰说得很好：“把死置诸脑后的生活，和时时刻刻都意识到人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生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人的生死不可逆，人的寿命，百多年而已，只有感悟生死，才能跨越时间和空间，触及永恒的路。眼前，对于一位中国艺术家来说，赤诚、忧思、悲悯、激情和大爱，包括那份志士风骨，书生本色，君子情怀，圣贤气象，都可以帮助他在艺术上催生创作出史诗性的作品。

　　兴衰际遇，形格势禁，世纪之殇里的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视线集中在对宿命的追问，或者于忐忑之中寻求新的命运生机：2020可以重启吗？2020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吗？人类历史所累积的经验还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对一个人文艺术家来说，不但应该对历史的发展有着比一般艺术家更清醒的认识，而且还应该有着比一般艺术家更高的精神追求。偶然与必然的撞击，精神与本能的决战，流光溢彩，我看到了文明的挣扎，而少见文化的脉动；我祈盼的是“人类诗意地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文美学的崛起和人的灵魂于睥睨浊世中的蜕变。我相信经典的哲学往往是共时的，那才是具有启迪意味的。我祈盼文化价值的凯旋。

　　本来期待这个不分国界、危及全人类的病毒能促使人类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休戚与共，彼此温暖彼此扶持，促进合作而不是进一步分裂，现在看来这很可能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曼说：“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严峻的防疫形势将随同人们经冬、越春，复又历夏、入秋又跨年，生活实难，大道多歧。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赤子情怀，庚子忧心，我不只一次的意识到，即使在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结束之后，那种危险可能即将降临的感觉会持久地与这个时代的人相伴而行。可见，如果没有笃定的生命信仰，人的存在又是多么的惶惑。我常常想，从逻辑学说看一个民族的命运看什么呢？它不是数学上的概念，也不是风水运程上的玄虚，以及冥冥中上苍定下的天意与宿命，而是一个民族对于正义和趋势的正确把握。我深深记得复旦大学的创始人，见证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之当政百余年中国的伟大教育家马相伯，在临死前的感言：“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回望历史，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能总结。

　　任何真正伟大的艺术创作，都有这样一个哲学前提：即具有丰富深邃的思想与精神指向性。我明白，卓越的艺术与哲学是无法分离的。以人文哲学而论，人的认识，是由人的身心（生理及心理的结构和功能）及身心活动所决定的；人的身心在与外界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认识、知识、思想、理论等等。为了与环境更好地相适应，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认识对于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另外，红的、白的、蓝的、黑的、黄的；善恶、美丑、正义、邪侫、卑鄙、高尚、死亡、虚无等等，使人的生活、感觉、思想总是充满矛盾和摩荡。置身尘寰的扰攘，寂寞日子的笑靥，喧哗岁月的苦涩，沧海桑田，钟鸣鼎食，草露风灯，似水流年，虚己应物，凭着若水之志，豪情还剩一襟晚照！——岁月的浸蚀里，我一次次在触摸尘世的疲惫中，一次次锥心独白，一次次深感自己的精神生命乃至血肉之躯同脚下的这块大地紧密联连，气息相通。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衍行而来，加上老子的道术，庄子的养身术，孔子的伦理道德和孟子的王道说教，一起裹挟着阴阳五行慨然长啸，杂和些许斑驳的梦幻，怆然在我思绪里延伸，更有哪贯穿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激情盎然、气节风骨；再加上休谟哲学命题“自我就是一束知觉”的撞击，一行大写也在心底的一阵悸动中油然而生：人啊，总不能失去生命的重心，活得莫名其妙，死得装腔作势！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激荡的时代，而时代的间隙，却矗立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大瘟疫大死亡下，人类生存条件的內在限制使得社会急剧变化，繁华与衰败，生存与毁灭，希望和失望，势利与算计，忠诚与背叛，高尚与卑鄙，怅然若失中荒诞不经，无语凝噎。哪些缺失信仰的挥霍与困窘，侵蚀着美好人性应该拥有的心理结构和精神结构，从而使生命的价值在迷茫里悄然流逝。清流般的理想与污浊世情竟是如此的不协调。历史流经我们处，看到许多旖旎魅影般的动态在静谧的灰白色空间里蔓延，预言的警示并非虚无飘渺。也帮助我保持一种存在于所有生命之中的相互联系的意识。遍地的焦虑，期盼着春暖花开，玉宇澄清。置身于天地万物间，目睹各色人物彼此牵扯、纠缠，不断演出人性的明快与幽暗。而我更愿在苍野茫茫中，把感受沉淀，为自己思考的重载奋勇拉纤。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布道家约翰·班扬说得好：“假如我的生命不结出美善的果子，谁赞赏我都没意义。假如我的生命结出很多美善的果子，谁批评我也没意义。”

　　深夜的窗外，雨正滂沱，卷着风声，还伴有隐隐的雷鸣，时光悄无声息地流淌着，“微有寒些春雨好，更无寻处野花香”（辛弃疾《浣溪沙》）。暮然间，一道惨白闪电撕裂阴霾缝隙，直扑屋檐，聆听到苍茫时空中传来的一阵空谷足音，因防疫而宅在家中的我，感受到一种仿佛经历了死亡临近的淬炼而迸发出来的憬悟，使我懂得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敬畏。只有敬畏，才能使信仰成为在实际生活中的导向，才能有神秘和神圣的观照，才可醒世人、振世俗，才会和美的深奥内蕴日趋接近……。我了解，内心贫乏和没有精神信仰的人，眼中才会只有有形的现实利益，并弃良善、法治和公义而不顾。中国古书《尚书》有曰：“有猷有为有守。”译为今天的白话就是“有理想、有作为、有坚守。”这也是一个人文艺术家面对世态种种事端时的基本的文化立场。我扪心自问：“在物欲橫流、人性溃败、实用思潮漫天流行的时代，你能守得住所信之道吗？”而艺术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任何卓越的艺术都离不开信仰和生命的的传承。当艺术试图介入人类所经历的灾难或痛苦时，我们究竟又该如何理解和看待呢？月榭凭栏，坐看氤氳，遥望人世茫茫，长路迢迢，“转折方圆狂草易，飘扬逸宕端庄难”，在情感波涛的峡谷中跋涉的我，忽然更进一步地明白，艺术不就是艺术家个人救赎心史的一脉川河与诗性灵感吗？

　　钟情于何种艺术流派和艺术风格，是艺术家个性化的选择，但是，在哲学的深度坚持批判的姿态是艺术关心社会的不可失缺的形式。中国艺术复兴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不妄没于势力，不诱惑于事态，慎思明辨，计时当计天时。要警惕漠视思想的犬儒化学术的泛滥，也要警惕思想沦落为知识的游戏，不要让媚俗约定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与道德。一个民族的精神史，离不开知识菁英对于真理的探索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寻找人性的光辉、爱的拯救，应是我们的天爵。周易易理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大宇宙，人体则是一个小宇宙，人体是大宇宙的缩影，二者有着相似性，只有起而动之，才能使有限的生活境遇衍生无限的生命意义。对绘画艺术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创作，还有卓越理论建树的苏东坡在《定风波》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欢乐、绚烂，寂寥、悲凉，何处繁华笙歌落，千霜万雪岂迷津，俗世种种，终会皆随岁月翻篇而成过去。风物长宜，笑看弹指三千载，而历史镌刻的痕迹，常常成为新思想和优秀艺术的搖蓝。就如天际边日晷的那道光束，一直指向永恒。

　　愿爱和美使污浊激流中的灵魂上岸！

　　愿爱和美能给地球带来和平与安宁！

　　（初稿于2020年2月，修改于202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