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是民族性、文化性很强的艺术形式，在观察认识、形象塑造和表现手法上，具有独特的审美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以大观小，小中见大。这些可视为中国画的优长：文化的融入性无疑增添了其内美；而写意性旨趣，又使作品本身的内涵延伸出了巨大的审美空间。这样的优长使我们在欣赏中国画时总是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同时，中国画又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其一，文化的承载依靠传承得以实现，中国画创作要有文脉，注重生活积淀及修养，但在表现现实题材的创作中似乎缺乏表现力，其二，中国画具有包容性，但内在中的基因又有明显的排他性；其三，写意性特质以及材料决定了中国画表现力的相对局限性。

　　近年来，国家组织了不同的主题性创作工程，艺术家热烈响应，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历史及革命题材的大型创作，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但又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创作尺幅巨大、场面宏大的中国画如何去表现？如何选取历史事件中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如何发挥中国画所长而避其所短？如何与其他画种拉开距离，不使画种之间发生同质化？虽然作品表现形式多样，但感人的作品并不多见，以现代手段植入的创新显现出主题构思的苍白，如何从生活中发现灵感及深入了解所表现的历史事件，并找到适合中国画表现的切入点……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深入思考，找出答案。我认为借鉴历史中的成功经验是我们找出答案的必由之路。

　　“主题性”最早是音乐概念，指乐曲中最具感染力的一段主旋律。“主题性美术创作”这一概念译自俄文，意指叙事性、有情节的绘画，也包括历史画、风俗画、人文题材绘画等。

　　千百年来，在中国画发展进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便是一幅典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画家感动于曹植《洛神赋》之言辞优美，神人之恋缠绵凄婉，动人心魄，遂凝神一挥而成此作，具有非常高的美术史价值。

　　至唐代，主题性绘画已然趋于成熟，张普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周肪的《簪花仕女图》，可谓重要代表作，作品人物神态自然，细节刻画生动，线条工细遒劲，设色富丽堂皇，既充分表现了主题，又极具艺术性，代表了中国画发展的高度。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在造型、用笔、设色等方面，显示了画家的深厚功力和高超的绘画技艺。上述这些作品皆可谓“触物为情，备皆妙绝”，“动笔形似，画外有情”。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中国12世纪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写照。清代王翠、杨晋等合作的《康熙南巡图》是以康熙皇帝南巡为题材的大型历史图卷，所绘人物逾万，牲畜数千，江河山川、城池衙署、衢街闾阎、典当商行应有尽有。这两幅作品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有所突破，因较为注重“记录”图像内容的细节，故而成为表现民俗风情和皇家礼制的时代佳作，体现了画家独特的审美旨趣、绘画风格及表现能力。

　　到了现代，中国画主题性绘画一直是美术创作的主流，经典佳构不胜枚举。石鲁的《转战陕北》以沉雄坚毅的气魄表现了革命历史事件，画面采用叙事性表现方式，通过描绘西北的壮阔山水，塑造了一个大气磅礴的空间，衬托出毛主席雄才远略、气吞山河的伟人形象。傅抱石、关山月为人民大会堂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以虚为主，纵横万里，整幅画作境界深远，恢宏壮阔。

　　蒋兆和的《流民图》删繁就简，举重若轻，却呈现出了史诗般的撼人力量。黄胄长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创作了一批感人至深、气势宏大的作品。周思聪创作的《人民和总理》以简练的笔法，彰显出在灾难面前总理和人民的真挚感情，《矿工图》组画则以不同的构成形式，表现东北沦陷时期辽西矿工的血泪史，感人心曲，引人深思。

　　在其他画种中，有众多经典作品值得中国画家借鉴，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之庄重宏大；詹建俊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之气吞山河、坚贞不屈；何孔德的油画《古田会议》人物形象之生动传神，表现出时代的真实感；潘鹤的雕塑《难苦岁月》传递了坚定的信念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集体雕塑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则是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史诗感的里程碑；贺友直连环画《山乡巨变》《小二黑结婚》是浓郁生活气息的动人描绘；沈尧伊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展现出宏大的现场感，众多栩栩如生的领袖形象深入人心；徐匡系列版画对少数民族的表现是艺术家的真情流露……

　　无论是把握主题的能力，还是从生活中有感而发的提炼能力，以及画家的综合修养，在这些经典作品当中均有充分体现，画家皆善于在主题中表现典型场景及重要事件，充分利用画种之优长，将故事讲得生动感人而具有内涵和意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画家对主题的消化及再创造，毫无疑问，这是对主题的艺术化提升。这些作品有激情，有温度，代表了不同的时代印记，经过了历史的筛选和考验，已经成为各时代的经典。

　　艺术需要吸收、借鉴、传承，从前人经验寻找艺术创作的规律是明智的选择。在主题性创作中，使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艺术家构思的绘画情节巧妙地结合，保持画种艺术语言的独特性而扬长避短尤为重要，在前人的经验中我们会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