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宓先生是一位享誉中国画坛的大画家，他以惊人的艺术创造力，不断推出一个个画展，实现着一次次的超越。今天“曾宓书法题跋展”在这里开幕了，承蒙曾先生抬爱，指定要我作个发言，这让我忐忑不安。我认真看了展览的作品集，在这里把我的学习体会向曾先生，向大家作个汇报，请求各位指正。

　　曾先生今天的展览是书法题跋展，是用书法写在金石砖瓦拓片上，于是话头不得不从金石学说起。金石学在宋代就是一门显学，士大夫们好古爱古，在正事之余做了一些收藏考证的工作。比较著名的有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欧阳修的《集古录》等。他们在书中摹勒钟鼎彝器铭刻，再附释文于后，并尽可能简述该器的出土收藏经过，所属年代及遗闻逸事等。遇石刻文字，也必考其立石原委，时代更迭，及所记史实的始末。按欧阳修的话说，写书的目的是“为正史学之阙谬，以传后人。”（意在正史）我们现在还能见到宋拓，但并没有见到宋人直接在拓片上的题跋。清代是金石复兴的另一座高峰。清初一批文字类工具书的出现，是与金石学相关联的，比如《康熙字典》《字汇补》等等，是学人们对汉文字体系遭到损坏的自觉补救。清初的文人仍然没有把金石拓本作为一种单独的欣赏门类，很少有人在拓本上题跋。直到清中期翁方纲、黄易、阮元的时代，金石题跋的大繁荣开始了。题跋者不仅是有官员身份的文人，还出现了马起凤、六舟这样社会阶层的金石爱好者。不仅仅是金石题跋，还出现了双勾、颖拓、全形拓、博古画等各种形式。金石学开始由学问家的专利逐渐向审美价值方向转换。1904年西泠印社在杭州创立，提出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宗旨，实际上接通了金石学问与书画篆刻艺术创作的血液脉络。当前的社会，关注欣赏甚至收藏金石砖瓦已成为热点，反映出社会对古老传统文化的热爱。其实真正研究金石学问的人只可能是一小部分专家，他们应该继续研究，传承并光大金石学的传统。同时如何使有可能走进千家万户的金石砖瓦拓片，更好地满足当代人的精神需求，拓片的题跋到了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曾宓先生以其不同凡响的艺术理念、艺术实践、艺术胆魄和艺术情怀，对金石砖瓦拓片的题跋做出了自己创造性贡献。我以为概而言之是：新在构成；强在水墨；胜在情怀。首先谈“新在构成”。曾先生对构成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写过《中国写意画构成艺术》的书。在这次书法题跋时，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不求图文契合，但开构成新风。”构成是基本立点，拓片的古代图像也只是构成的一部分而已，书法题什么不受制于图像，书法怎么题才是更重要的构成问题。于是所有的作品都可被看作是红白黑三原色的组合试验，给人开合大气的整体性视觉冲击。图像的时代性故事性被忽略，书法不再是图像的附属而成为作品的主角，文字的大小多少只服从于构成的需要。作品集中所有作品都被统一标为“书法拓片”，这次展名定为“书法题跋展”，正是由作者的构成主旨决定的。构成是我们理解曾先生作品的重要通道。再说说“强在水墨”。曾先生办过几次书法展览，我也曾经应邀写过专题文章，我认为曾先生的书法不是书法家的字，而是画家的字，具有很独特的审美价值。他不斤斤于点画，又多用宿墨加水，形成水墨氤氲、酣畅淋漓的笔墨效果。运用于山水画中，那长篇的题字很难细读也无需细读，直接就是画面构成的一片墨色。这次运用于题跋，水墨淋漓的书法与斑驳的拓片图像出奇的相配，共同营造出模糊、含蓄、迷蒙的艺术效果。（如“孔子适周问礼图”“春似故人来有信”等最为典型。）最后说说“胜在情怀”。文字内容是表达情怀最直接的手段，由于作者不求图文契合，所以抒怀少了许多束缚。大国治理，新冠防疫，讲真话，学着傻……人间正气，人生智慧、人性至情都从笔下涌出。当然不求图文契合，也不就是真不契合。比如在“长乐未央”瓦当下题写“人生一世，探索无止”，在“富贵”砖文上题写“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读毕让人会心一笑：人生的快乐在于探索，富贵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善恶价值观，这是高层次上的契合呀。透过字里行间，一位至真至诚的艺术家人格形象宛若眼前。

　　宋陆九渊在《象山语录》中说：“六经注我，我安注六经”，如果我们把金石学范畴考据式的金石题跋比喻为“我注六经”的话，那么曾宓先生今天的书法题跋就相当于“六经注我”了。他“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陆九渊语）于是一种题跋“新体”横空出世了。对于传统而言既是创新，也仍然是一种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