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吴永良先生是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同学。在1978、1979两届二十个研究生中，他年龄最大，而我最小，整整差了二十岁。年龄的悬殊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互敬互动和互勉，毕业之后的四十余年，师兄弟之情弥笃。

　　永良大师兄的一生，秉性耿直，光明磊落，淡泊功利，不媚权贵。尚艺之人的铮铮风骨在他身上得到充分的诠释和彰显。他一生景仰鲁迅先生，这在他历年所刻画的鲁迅造像，以及塑造的鲁迅笔下系列人物形象中显现无余，从而充分折射出了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风骨共性和拳拳之心。就学术本身而言，浙派人物画第二代优秀传人中，素有“三驾马车”之谓，而吴永良先生即是最年长的“一驾”。他在稳健传承第一代“浙派”的基础上，竭尽所能地拓展着自己的艺术疆域——他对笔墨的领悟、把握和创造，显然已经超越了前辈的范畴。他笔墨中的“手段”，或老辣焦渴、或健朗峻峭、或酣畅淋漓等，已然出神入化地融合于所刻画的对象之骨髓——笔墨表现之丰沛和艺术语境之深邃，早已让他在中国画坛独领风骚。他为充分表达对潘天寿先生的景仰及知遇之恩，传承并颇富开创性地创作“人物指墨画”，让我感佩不已——他那幅《大颐寿者》的指墨画力作，形神兼备，丝丝入扣，无愧于是“人物指墨画”的划时代极品。当然他还刻画过许多其他文化前贤的造像，都颇有深度地彰显了他们的各自节操和气度。因此，吴永良先生不愧为是“浙派人物画”承上启下的一面旗帜。

　　放眼当下，能像吴永良先生这样诗文、书画俱佳的画家已愈来愈少了——他那颗与生俱来的文心和年少时期的文学梦，一以贯之地支撑着自己一生的艺创历程，让其在持续淬练中不断得以升华和精进。

　　我的印象里，大师兄在命运结点上，有两次特别的“蹊跷生变”——第一次是在本科的毕业季，业务能力突出的他，因选择创作题材时与当年的某些领导的意愿相悖，遭致原本可以留校任教的他，转而被“发配”到边远的温州去从事工艺美术设计。这也就是说，孰料当年的青春任性，给他换来的是十几年的蹉跎岁月。第二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已近花甲之年的他，毅然决然地远度南洋去创业布道。暂且不论机缘如何巧合，我以为，当年的他更多的是背负着一种“我本将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的悲愤心境成行的，当然也是其素来之性格所使然——好在那些坎坷都已被时光抚平。

　　回想前几年，大师兄常来讯问候，并很希望彼此能有时间促膝交心，无奈本人事务缠身而少有如愿。记得有次安徽老同学王涛来杭，我约了大师兄一起把酒言欢，共叙衷肠，孰料居然成为了与其最后的面晤。大师兄病重期间，正值疫情防控，我曾数度去电向其小女珍之询情问候，直至惊闻噩耗，翌日赶赴家中衰悼并拜见了大师兄的最后遗容。大师兄给人的印象一直是：身体硬朗、精神矍烁而快人快语。八十来岁却给人感觉至多是花甲之年，我一直认为大师兄定是百年寿星，孰料天嫉英才，啬不假年。唯愿大师兄依旧握着心爱的笔杆，与前贤共同洒爱人间。随后，我积极组织了一次盛大的全国业界“吴永良先生网络追思会”，以寄托我们对他的哀思，藉此送大师兄最后一程。

　　吴永良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一年了，然而其音容举止依然历历在目，思念之情则愈切，受其家属之邀，我仅以一个小师弟的身份在大师兄周年祭之时，写上几句发自肺腑的感言聊以缅怀。还是那句话：有些人虽然死了，但却还活着；有些人虽然还活着，但却早已死了。

　　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