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的诗歌创作不是生活的消遣，也不是文字的游戏，而是有他的诗学体系。他的诗学思想、目标、审美主张、路径及创作成果构成了高氏自我的王国。1939年9月17日，高二适在《黄山谷集》第一册题跋：

　　己卯秋，旅渝一月，苦热畏雨。既于中秋前十日归独石桥矣。续读此集，感叹无既，只恐平生空有济世志，而流落蛮荒，枉付诗心耳。一笑记之。二适记。

　　高二适的一生身怀“济世志”，然考其言行，此志不在出仕，也不在出世；不是为将，也不是为相，唯在“诗心”耳。高二适的“诗心”即内化为“适吾所适”的讽咏，外化为“用世观”的担当，前者是小用，后者是大用。1944年，他在《秋怀二十一首》说：

　　大用不扰民，小却适吾适。

　　“适吾适”即其二适名也，此为小用，是守，守其志，守其道，守其心；亦是养，养其德，养其廉，养其气。小用让高二适建起一道万夫莫能开的厚厚的墙，此墙能让他与世俗隔绝，他在其内任诗心怒放，上承千载，下启未来。“大用不扰民”为民所用却不扰民，更不伤民、害民。高二适一生秉承儒家的修身治平的用世观，鲜有老庄无为思想，但此处明显有《道德经》对圣人的理想期待：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在这组秋怀诗第20首，直言“用世本吾志”：

　　用世本吾志，排卑葵足较。倘以枉直寻，丘也亦无祷。

　　颇怪石船翁，浅水施急瀑。终然成怨蛊，好语遭忌媢。

　　吾亦睚眦徒，迟早期必报。只恨沮洳场，终误侯生钓。

　　诗中多用典，“忌媢”即妒忌，语出《宋史·忠义传十·马伸》：“自是公暇虽风雨必日一造，忌媢者飞语中伤之。……伸天资纯确，学问有原委，勇于为义，而所韫深厚，耻以自名。”“沮洳”，低湿之地，语出《诗·魏风·汾沮洳》：“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末句语出韩愈《赠侯喜》诗：“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根据此典，此首诗疑似写给章士钊，因高二适把自己与章师类比为侯喜与韩愈师徒关系。此诗高夫子以马伸、侯喜的境遇表示自己虽有用世志，但为世所用，反遭恶语中伤。高二适希望为世所用，并非要官要名，他曾在1941年5月30给好友王用宾的一首诗说得很明白：

　　辛巳五日王委员长集莲池诗社诸君于高台邱，余得奉陪喜赋一律呈诸友（是日即以端午为题）

　　词客曾夸屈大夫，今来端欲反骚无？临文耻为衙官计，用世还如山泽臞。

　　把手诸贤容作社，入林七字看成图，楚因君子高台感，谁向新亭识故吾？

　　高二适的用世“耻为衙官计”，却甘愿作臞仙。作为诗人所作所为必须有利于国家社会，更何况正处在国难当头民生多艰之际，同是名妓高夫子贬赛金花褒华老四，语出惊人，自然受到假君子、伪道学的攻击。

　　高二适的用世观秉承的是孔子所倡导的入世哲学思想，这个入世思想经过宋程朱理学的演绎，到明清之际在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完善，并明确提出“经世致用”概念。其核心是反对空谈，做学问要有益于国事。高二适的用世观最初可能得益于晚清黄遵宪，1936年12月23日，他在致韩国钧信札中说：

　　凡古人诗，固非今时之所需。然坊间乱灾梨枣之籍，又复汗牛充栋，瞀人心目，抑又何也。“黄公度诗”适始借到中央研究院一部。书为黄弟遵庚初校，梁卓如复校。日本排字本尚不恶（适前未读过，接尊书，始谋阅之）。然黄诗别有竟界，似不佳。近商务闻亦有排铅本，不知比尊处之书为何如耳。南洋胡某迄未有复，未识是何道理。

　　韩国钧，让高二适受益匪浅。韩老对高二适的学业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对高二适未来发展具有相当大影响。比如从此信札中可知，阅读黄遵宪亦是在韩老的倡导下进行的。黄遵宪是晚清著名的诗人、外交家、思想家、政治家，他的经世致用的深度、广度、力度达到全新的境界。高二适说黄诗不佳，很正常，因为高夫子以江西诗派为标准并不认可明清诗歌，但却称赞其别有境界，盖从思想内容角度予以肯定。

　　高二适用世思想继承了经世致用的务实、创新、当担的精神，特别是他的大小用世观以诗心为核心，将内外完全融合为一体，这就消弭了程朱理学将“内王”和“外圣”对立的弊端。“一心二用”成为高二适独特的诗学用世哲学。

　　高二适提出的大用“不扰民”思想颇具仁者之心，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来自基层乡村，亲身体验到各种扰民伤民的事件对民众的危害。二是阅史，其中他看到诗人王安石变法，中间的利益集团对老百姓的伤害，王安石的诗心用世落实得并不好，因此文人治世要慎之又慎。小用和大用构成了高二适独特的阅世看人的方式。高氏用世观，让他超越世俗的名利，以广阔的胸襟、崇高的道德感，跨越各个阶层派别，以一种救世的担当，审视人世间发生的一切，同时他又以诗人敏锐的眼光，捕捉人性深处幽微的暗光，剖析纷繁复杂事件背后的本质力量。他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关注这个纷争的社会，关注常常无法让人承重的民生。他不会用佛家无牵挂的绝念来了结社会的压力或烦恼，因为他的底色是民本的，也是基于他曾宣誓的守道之源，由此他鲜有陶渊明式隐逸与远离，也鲜有苏东坡那样的旷达与超迈，虽然也有过那样的期待，但他始终放不下这个时代——他更多地把杜甫忧国忧民的调性注进自己的诗韵里。

　　1975年麦收时节，忽闻杜鹃声声，高二适诗情翻动，赋成《南都闻杜宇，两三声而止，余溺情为记此诗》：

　　巴蜀曾传杜宇魂，麦黄风雨怯黄昏。今来屈作江南客，犹被鹃声昼闭门。其一

　　诗家莫作归去来，不如不如安用哉？一声望帝三声断，九折江流百折哀。其二

　　其后跋曰：

　　吾诗常带泪痕，然不伤心则又无言也。

　　高二适说他的诗常带泪痕，不伤心不成诗，因为用情太深，用世而不自欺。“一心二用”成为高二适诗歌创作的纲领性思想，也是他评判诗歌的重要标准。1947年2月20日，高二适致信潘伯鹰谈到好友李拔可的诗歌时说：

　　兄寓沪，仍可常就李拔可翁谈诗，渠少年功夫甚深，晚则不免下退水船矣，弟意此缘不用世之故，盖不用世则胸中无可言矣。又《饮河》不妨寄赠拔翁，或可求其近作，何如？前集有 “打鸭”一题出语，大有语病，篇中亦烘托不足，此虽苏渊雷亦讥之。兄操选政不可滥。

　　在高夫子看来李拔可诗歌创作水平下降的原因是在不用世。不用世则不能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直面变革中的大时代，虽能赋诗，但往往空洞无物，与人无益，与社会无益，与时代无益，这种逃避人生的态度不符合中国文人精神所在，有悖于孔子所倡导的诗教理想，有悖于屈贾所建立起来的诗人情怀。像李拔可这样晚清成长起来的诗人，晚年沉浸于自我文字的小情调里的人为数不少，尤其是在动荡的时代，可理解。但高二适拒绝逃避，拒绝无病呻吟，他的诗心永远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他要做这个时代的见证者、记录者、建设者，他强调“作诗贵有史”，他一生学杜甫，并以杜甫为宗。虽高夫子狂狷，但他从不以诗圣自诩，不过他一直以诗圣之路自律。1974年秋，他在致丁灏信函中说：

　　服尧舜之道，有颜曾之行，斯乃可为今之诗圣也已。

　　用世观让高二适的诗歌，不仅有泪、有怨、有喜，更有有义、有情、有道、有骨、有史。

　　该文节选自《高二适研究》（2021年4月，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