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7版）

　　赏玩鉴定

　　徐渭作品在清中期即已出现赝品，故鉴定成了赏玩徐渭作品的方式之一。清中期的金石书画鉴定领域，大学士翁方纲当属第一名家，平生过眼书画之多很难有人企及，此亦可解释为何上文所述的徐渭作品题跋诗中他所作的数量较多。

　　乾隆五十一年（1786）正月五日，经学大儒毕以珣（号恬溪）携来一批古画求翁方纲鉴定，这些画有：沈周《桐阴高士图》、王翬《山水》、无款《芦雁》、文从简《梅石图》、徐渭《写生册》、虞楷《醉仙花》、陈洪《扇册》二十幅、沈周《松卷》、陈淳《写生册》等，经鉴定，徐渭《写生册》非真迹。

　　附带举一件徐渭的收藏品。乾隆四十二年（1777），金石书画家张燕昌（号芑堂）给翁方纲寄去一件明代万历元年出土的西晋太康年间瓦券拓本，翁方纲鉴定后认为，此瓦在明代出土后即被徐渭所收藏，并指出当时徐渭还为此写过诗。鉴定出来后，翁方纲作诗《张芑堂以晋太康瓦券拓本见寄，即徐天池赋诗者》。经查《徐文长文集》，确有此瓦券及徐渭作诗的记载：“柳元谷以所得晋太康间冢中杯及瓦劵来易余手绘二首。劵文云……二物在会稽倪光简冡地中，于万历元年掘得之……”。可见，冢中杯及瓦劵是柳元谷用来换取徐渭画作的交易品。

　　刻碑捶拓

　　乾嘉两朝是金石学大盛的年代，该时期的学者们多以寄情山川寻碑、拓碑为平生快意事。被誉为乾嘉朴学“开国元勋”与“领袖”的清代大学者朱筠（号笥河）曾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浙江衢州游烂柯山时，专门嘱咐门人陈宋赋去拓山中所藏的唐宋碑刻及明徐渭断碑。

　　我们在其著作《笥河学士诗集》卷二十七《游烂柯仙洞》中看到，他在诗中交代了拓碑的原由，即“恐石漫灭”，这已经远超一般人仅因“嗜古”而拓碑的理念，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文物保护行为。

　　丨古今赏玩方式对比丨

　　上文所论的几种清人赏玩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赏玩高雅艺术品的一个缩影。如今，我们的赏玩方式跟前代相比，有何变化呢？

　　最本质的是赏玩性质的变化。徐渭作品在今天已大多属于公立博物馆或美术馆的国有资产，流散于民间的数量不多。这就使得赏玩性质从封建社会中的少众私人活动变成了政府认可、相关机构策划实施的大众群体活动，由此促成的赏玩方式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展览”。通过展览带来的最明显变化有二：一是观众的数量急剧增多；二是观众的阶级性淡化。徐渭作品的观众已不是以往仅以文士阶层为主的赏玩人群，今天的普通老百姓都有观赏的机会，传统优秀作品真正变成大众的了。由展览为主的赏玩方式还衍生出各类其他赏玩方式，如各类文创产品或用电子技术虚拟现实的VR（Virtual Reality）视觉体验，将来当然还会有更多的赏玩方式诞生。

　　深而思之，当今展览化的赏玩方式，其实是一种比较的方式。一场主题性展览上，往往会有画家各时期的若干作品出现，我们面对这样的展览，感受最深的就是在比较各时期不同作品时，看到一个画家艺术探索的历程和最终风格的形成。之所以出现这种前人所未有的全新体验，还要归根于我们的时代。

　　采取以清中期文士阶层赏玩徐渭作品的视角，我们看到这些赏玩方式也是一定意义上的传播方式，通过雅集、题诗、临摹、交换、鉴定和拓碑等方式，徐渭的形象和影响就这样在百年之后鲜活地展示出来。徐渭的作品不仅有书画和诗文，还有印章和碑刻。清中期文士阶层对徐渭作品的热爱是发乎于心、现乎于行的。比如翁方纲，在诗歌方面《方纲仿徐天池笔意作诗，次韵二首》《青藤书屋歌，为山阴陈九岩赋》，书法方面《缩临徐天池诗于两峰〈萧翼赚兰亭图〉后，即次其韵》，此外在其交游中还出现了一幅《徐文长像》，笔者曾另撰文探讨此类肖像画，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把所绘人物视作先贤来祭拜。如果把徐渭故居——青藤书屋——也算一件徐渭参与设计（徐渭至少进行过植青藤、书牌匾等行为）的“作品”的话，那么清中期文士还有更高一级的“玩”法，显示出他们对青藤先生最崇高的敬意：

　　乾隆五十八年（1791），一个名叫陈永年的徐渭同乡“粉丝”买下了青藤书屋，之后此人及其子侄们对其进行修缮，并对之前陈洪绶所题青藤书屋之牌匾来了一个“修旧如旧”的保护，最后聘请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撰写《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旋由钱泳书丹，勒石立于青藤书屋。从记中得知，阮元还提议对方最好对徐渭墓地进行修缮，最后陈氏家族遵照了这一嘱咐。陈氏家族终于突破了“古不修墓”这一地方传统风俗障碍，在阮元鼓励下坚持对徐渭墓进行修缮，并形成每年春秋祭扫的惯例。阮元与陈昌的题记石刻，今嵌在青藤书屋的西壁上，它们是代表整个清人赏玩徐渭作品方式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