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谈谈您对李泽厚美学研究的理解，以及他对您的影响。

　　王杰：我是武汉大学哲学系78级的本科生，读大学时在课堂上，不光是美学的老师，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等课程的老师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到李泽厚的研究。包括《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这些研究都很有影响。李泽厚的美学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影响，或者说他对我们这一代人都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

　　比较有幸的是，我的大学老师刘纲纪跟李泽厚是同学，他们合作写了《中国美学史》，我在华东交通大学工作时一位同事跟李泽厚也是同学，所以对他有一定的了解。

　　我关注得比较多的是他出国后转向中国美学和伦理学的研究，因为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目前国内外有很多评论家说李泽厚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最重要的代表，对此评价我觉得在学术上需要慎重。当然，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李泽厚是有贡献的。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以及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李泽厚的思想正好契合社会转型的需要，在此背景下，“美学热”成为引领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丰富、多元思潮的主力。所以李泽厚成为一种象征和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记者：当时的“美学热”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杰：我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七八级，当时我们哲学系66个人，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将近一半的学生都想写美学论文，后来学院不得不限制。因为当时美学方向武大哲学系只有刘纲纪一个老师。我们本科毕业论文还编了一个论文集，请刘纲纪老师写序，刘老师说“美学热”是中国经历了“文革”之后，重新走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社会现象。

　　我觉得“美学热”确实不能够把它局限在美学的范围内去评价和思考，这是当时一个很广泛的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的标志。李泽厚《美的历程》也成为这一轮“美学热”的标志，也是将“美学热”推向“文化热”的关键著作之一。

　　他也是一个哲学学养非常好、很有洞察力的美学家。我记得读书的时候，国内很多人很热衷于海德格尔，他就提出来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要保持一定的学术冷静。

　　记者：李泽厚最突出的思想魅力体现在哪几点？

　　王杰：首先，李泽厚是一个不偏激的学者。经历了“文革”之后，中国的学术界、美学界、思想界，立场和观点会比较鲜明和某种程度的偏激。李泽厚作为一个优秀和杰出的学者，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优点，能够辩证冷静地来对待复杂理论问题和社会现象，这是他一个很突出的优点，也是非常可贵的品质。

　　第二，我觉得他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在走出比较僵化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是走在前面的。上世纪80年代，他首先是在美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开始实现突破性的发展，这对整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有着很大的贡献。

　　第三，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出现过度向西方致敬，忽视中国文化的重要倾向。李泽厚是比较早清醒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美学，以及艺术理论的重要性学者。我们现在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李泽厚是先行者，他在学理上做出了比较好的论证。

　　记者：我们该怎么理解他的“实践美学”？另外，对他也有两方面的批评声音，一个是说他离经叛道，还有一个是说他保守僵化， 对此您怎么看？

　　王杰：实践美学是李泽厚美学的基本旗帜，在美学大讨论里面，他也属于一派。今天回顾这个问题，我认为李泽厚确实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实践美学并不是一种完美的或者说比较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现在看来是有一些偏颇的。

　　当时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说他思想不够解放，刘晓波就是批判他的一个代表。在我看来，美学是西方介绍过来的，有着非常严密的理论体系。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是当时中国美学的一个特点，也是成长中的必然，后来他的理论在发展中是有所调整的。现在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