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未有李泽厚先生的音信了，今天忽闻先生在异国辞别俗世，不禁长叹：一个时代落幕了！不是吗？能标志着新启蒙时代终结的人，除了李泽厚，还有谁呢？李泽厚走了，所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背影。

　　我与李先生有两次短暂的交集，一次是1985年他来全国政协礼堂参加我们的硕士开学典礼，一次是读博时请他来讲课。1985年，李先生已名满天下，但为人谦和，在典礼上对张庚先生等前辈执弟子礼，对后学尤加关照，与我们聊了不少近现代思想史、美学史方面的问题。典礼后的合影，研究生部负责人安排李先生在居中而立，李先生坚辞，默默站在了第一排靠边的位置上。面对李先生，我暗自忖度：打通“中西马”庞大的知识体系，对时代问题的先知先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超越时代的学术建构，以及谦和大度的人格风范，大概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最完美的设计与构造吧？

　　1988年读博士时，按照研究生部的要求，请了一大批哲学、美学、艺术史方面的导师来院授课。因每位导师授课的风格各异，听课往往变成了对导师讲课风采的欣赏，而非单一的知识聆听。李先生讲课深入浅出，寓学术理性于情感中，风格有点像他写的《美的历程》；叶秀山先生的课则要晦涩深奥一些，尤其他讲课中掺杂了不少希腊语、德语，弄得学生如坠云里雾中；刘纲纪先生的课与他们均不同，高度理性，逻辑清晰，一板一眼，有些乏味，但知识量极大。比照起来，今天的导师所缺乏的，不是知识，也不是方法，而是人格魅力与授课的风范。

　　李先生与我的导师王朝闻先生有着深厚的交情，两人的出身、经历乃至学术观念虽然差别很大，但并不妨碍两人的友谊与学术交流。1961年，王朝闻先生主编新中国第一部《美学概论》时，就力主还在北大哲学系读书的李泽厚、刘纲纪参加撰写工作。读彼时的工作照，令人生出些许感慨：当时的王朝闻先生不过50来岁，而他身边的甘霖、洪毅然、田丁、李醒尘、刘纲纪、叶秀山、李泽厚、杨辛、于民、周来祥、佟景韩等，多为20多岁或3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然而，正是他们开创了新中国美学的新格局。所谓新中国美学，正是在他们笔下建构出来的。

　　我在想，李先生的离世之所以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实际上与一个重大的时代之问是分不开的，即“何为知识分子？”李先生让人们再次意识到，知识分子如果不为这个时代生产思想，就不配称为知识分子。

　　如果说1980年代还有一位学者堪称青年人的导师的话，那么，或许只有李泽厚先生。那个年代，谁没有读过李先生的三本思想史论、《批判哲学的批判》和《美的历程》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一代是在李先生那里开始思想启蒙的。我以为，我们今天怀念李先生，不单单是对他个人的追思，也是对一个时代的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