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20版）

　　苏轼更以自身经历阐发其豁达的收藏心态：“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以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画，岂不颠倒错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过眼，百鸟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常为吾乐，而不为吾病。”（苏轼《宝绘堂记》）

　　/ 书画交易频频 /

　　在宋人的画史、笔记中，书画交换的记载比比皆是。

　　“王晋卿昔易六幅黄筌《风牡丹图》与余，后易白戴牛小幅于翁子鸿字远复，上有太宗御书‘戴嵩牛’……，后牛易怀素绢帖及陆机、卫恒等摹晋帖，与数种同归刘泾。又尝王晋卿以《照夜白》题曰‘王侍中家物’，以两度牒置易颜书，朱巨川告于余，刘以砚山一石易马去……。”（米芾《画史》）

　　“蒋长源字仲永，收《宣王姜后免冠谏图》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王戎像》元在余家，易李邕帖与吕端问，已上皆假顾恺之笔，元以怀素帖易于王诜字晋卿家。”（米芾《画史》）

　　“余昔购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帧，细秀而润，上危峰，下桥涉，中瀑泉，松有三十余株，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叔盎，今人好伪不好真，使人叹息。”（米芾《画史》）

　　好友之间互借书画赏玩，因为喜爱，常常借而不还。

　　“余收易元吉逸色笔作芦如真，上一鸜鹆活动，晋卿借去不归。”（米芾《画史》）

　　“王冀公家书画用‘太原钦若图书’品少精者，余尝于蒋氏得此镀金大印，刘巨济借未还。”（米芾《画史》）

　　“吾（米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苏轼），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借去不还。”（米芾《画史》）

　　有时看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书画在别人手上，为了据为己有，不惜撒泼耍赖，寻死觅活，从中能看出宋代文人对书画的痴迷。

　　“米芾诙谲好奇，在真州尝谒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军《王略帖》示之，芾惊叹，求以他画换易，攸意以为难。芾曰：‘公若不见从，某不复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坠，攸遽与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

　　“范大珪，字君锡，富郑公婿，同行相国寺，以七百金常卖处买的雪图，破碎甚，古如世谓王维者，刘伯玉相值，笑问买何物，因众中展示，伯玉曰：‘此谁笔，’余曰：‘王维，’伯玉曰：‘然，适行一遭不见，岂有所归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见，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背。同行梅子平大怒，曰：‘吾证也，可理于官，岂有此理，’余笑曰：‘吾（米芾）故人也，因以赠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米芾《画史》）

　　为炫耀自己收藏品位高，书画藏品价值大，和现代人一样，假托名家之风在宋代也很盛行。

　　“长沙富民收水鸟芦花六幅图，乃唐人手，妄题作‘韦偃，’押字后人题也。”（米芾《画史》）

　　“薛绍彭家《三天女》谓之顾恺之，实唐初画。”（米芾《画史》）

　　“王士元山水，作渔村、浦屿、雪景，类江南画，王鞏定国收四幅，后与王晋卿，命为王右丞矣！赵叔盎伯充处有摹本。”（米芾《画史》）

　　“江州张氏收李重光道装像，神骨俱全，云曰，‘顾闳中笔。’”（米芾《画史》）

　　“李成真见两本，伪见三百本，徐熙、崇嗣花果见三十本，黄筌、居寀、居实见百本，李重光见二十本，伪吴生见三百本。”（米芾《画史》）

　　有时，不经意间也能捡个大漏，邓椿家搞装修，“一日先君（邓椿父亲）就视之，见背工以旧绢山水揩拭几案，取观乃郭熙笔也，问其所自，则云‘不知’，又问中使，乃云此出内藏，库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熙作，上即位后易以古图，退入库中者，不止此耳，先君云，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画足矣。明日有旨，尽赐，且命举至第中，故中屋壁无非郭画，诚千载之会也。”（邓椿《画继·卷十》）

　　名家书画，不但能卖钱，甚至被有些人用来换酒换肉。苏轼在世时，名气已极大，在翰林院供职，“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黄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字为换鹅书，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许换羊肉十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圣节制撰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谓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赵令畤《侯鲭录·卷一》）

　　/ 鉴赏家与好事者 /

　　北宋鉴赏大家米芾曾经精辟地总结出作为内行的鉴赏家和附庸风雅、不懂装懂的好事者的区别，“好事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赏鉴家谓其笃好，便阅纪录，又负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赀力，原非酷好，意作摽韵，至假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开之或笑倒。”（米芾《画史》）

　　“好事者”不但庸俗，甚至因无知而毁坏名画。

　　“沈括存中家收周昉五星，与丁氏一同，以其净处破碎，遂随笔剪却，四边帖于碧绢上，成横轴，使人太息，”（米芾《画史》）好好一幅周昉名作就这么毁了。

　　“闻之故老曰：承平时有一不肖子，质画一匣于人家，凡十余图，每图止各其半，或横或竖，当中分剪，如维山、戴特、徐熙芙蓉桃花，崔白翎毛，无一全者，盖其家兄弟不义之甚，凡物皆如是分之，以为不如是则不平也，诚可伤叹！”（邓椿《画继·卷九》）愚蠢败家，无过此者。

　　宋代是一个“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都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宋人生活的文雅而精致，插花、挂画、焚香、点茶是宋人的“四般闲事”，书画不但装饰公私宅所，更是茶楼、酒肆、临街店面的装点标配，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促成了书画收藏的全面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