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说到书画碑帖，人们往往会更加看重前者，毕竟墨迹真迹嘛，但是吴湖帆肯定不认同这种判断，他最为熟知的斋号有“四欧堂”“梅影书屋”“丑簃”等，这几个斋号涉及到他的七件藏品，其中有五件是碑帖。如“四欧堂”的名字取自《四欧宝笈》，“丑簃”则来自其收藏的海内孤本隋代《常丑奴墓志》。还有一件绘画，一件宋刻古籍。如“梅影书屋”的名字，据吴湖帆的孙辈讲，来自当年潘静淑陪嫁带来的宋人汤淑雅《梅花双爵图》和宋刻印版《梅花喜神谱》。

　　吴湖帆收藏过的晋唐宋元书画名迹不可谓不多，所以这个比例更能看出金石碑帖在吴湖帆眼中的分量，当然，这也不是他标新立异，而是清季以来金石文化大行其道的余波所及。在当时，碑帖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书画。当时顶级的藏家收购到心仪的碑帖，往往会对其进行一番全新的“改造”。至于“改造”的效果，就是藏家财力与品位的综合体现。所以，金石文化从来就不止于碑帖本身，得配上历代藏家的不断加持，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其中，玩成典范的当属龚心钊和吴湖帆。

　　龚心钊与宋拓九成宫

　　1934年农历腊月二十五，龚心钊经北京庆云堂张彦生介绍，以6000大洋高价又购藏一本宋拓《九成宫》。先付3000元，尾款在1935年农历二月初十左右付清。

　　这件拓本是难得的宋拓宋装本，到了龚心钊手上，他又进行了一番精心改装。但是他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尽量保持原件风貌。

　　如原书封面、封底的面料用的是缂丝，虽然多有磨损，但重装时只用包角的余料略做补缀，基本保存了宋代缂丝的原貌。

　　碑文四边的旧装宋纸都予以保留，不作更新。即便是校碑记录，也是另纸抄写，贴裱在拓片上。

　　原书的背页因为年久脱落，重装时也是修旧如旧，用了储蓄的宋软黄纸、贵州楮皮纸各一层进行了加褙。这些操作他都记录下来贴裱在册页后面。龚心钊对于古纸的收集非常痴迷，常常是连边角小料都不放弃，遇佳纸必收。在这件拓本中，他特意把自己收藏的珍贵晋代茧纸贴于其上。他当然不舍得在晋纸上注明，于是又另纸写上说明文字贴在这晋纸上。现在网络流行的无限套娃，堪比于此。

　　从记录中可知，为了装好这部书，龚心钊特地把北京的名工王仪堂招来了上海，完工之后，想必龚心钊非常满意，特别让王仪堂题写了一张名条，粘于书背。旧时，这种装裱工作的师傅基本上不会留下姓名，这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褒奖。

　　所有程序走完后，他再拍照“观碑图”留念，并将照片装潢入册。

　　最后加固旧装的明代提花缎如意纹四合函套，再包以柔软坚韧的麂皮。一套操作干净利落，对藏品来说是锦上添花。

　　吴湖帆与《四欧宝笈》

　　吴湖帆一生中最珍视的收藏莫过于《四欧宝笈》。“四欧”中《化度寺》、《虞恭公》、《皇甫诞》原为清代潘祖荫旧藏，1915年潘祖荫的侄女潘静淑嫁吴湖帆时，此三册曾是陪嫁物之一。1924年吴湖帆另觅得宋拓《九成宫》，1926年遂将四册合装同贮一匣，始名曰“四欧宝笈”，并取斋号为 “四欧堂”。

　　其实，光是三本欧阳询的宋拓也是不得了的，但是当它们在潘祖荫手上的时候，还并没有大放异彩，反而是吴湖帆，在前人的基础上精心包装，最终让这几本宋拓本举世闻名。于是这就成了藏品与藏家互相成就的经典案例。

　　吴湖帆是怎样成就《四欧宝笈》的？跟龚心钊类似，四欧宝笈的装潢，吴湖帆也是事无巨细亲自参与的。四册宋拓欧阳询碑帖同一样式装裱，以乾隆古锦为封面，红木镶边，是善本碑帖装裱的一个典范。四欧宝笈的楠木书箱同样匠心独具，箱内另设四个书匣，选用上乘的金丝楠木，箱与匣的造型与插口样式，无不中规中矩。

　　箱盖上的吴湖帆手书题刻“四欧宝笈”等字，既灵动又典雅。碑帖上的绘画、题签、题跋、印鉴，系统地还原了四欧宝笈的收藏史和鉴赏史。拿绘画来说，吴湖帆一生收藏古碑帖孤本和名品约六七十种，但特意在碑帖册首作纪事画的绝无仅有。《四欧宝笈》每帖册首均有吴湖帆所作的一幅山水小品，是独一份的待遇。这些作品分别作于1925年至1927年间，四图尺幅虽小，然而气势恢宏，是吴湖帆早年绘画精品。

　　此外，《四欧宝笈》上名家题签、题记、观款累累。吴湖帆在前代名家题跋的基础上，又遍邀文艺界、学术界、收藏界的大佬，均为一时之选。据上海图书馆仲威统计，册前题端者，分别由王同愈、罗振玉、朱孝臧、吴郁生四位来领衔，册中观款题记者，自1926年到1949年，大致有罗振玉、冯超然、高時显、朱孝臧、吴梅、吴曾源、张茂炯、吴兴让、蔡晋镛、郑邦述、方还、蔣祖诒、陈曾寿、褚德彝、陈承修、方还、李浩生、朱豫卿、沈迈士、沈尹默等数十位，如此强大的观款题记者阵容，这在当时也是极尽奢华与难以想象的，遍观国内外其他善本碑帖，无一有此殊荣。从中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四欧堂内高朋满座的空前盛况。

　　（下转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