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时最是梅
■廖少华
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上,经常会讨论艺术作品产生的缘由。中国绘画认为是“画为心声”,形神皆由心出;黑格尔认为绘画的任务是“不再显示对象本身的状态,而是将它们转换成形象,形象就是精神的镜子”(【意大利】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第151页)。他的论说虽然对状态的描述有些偏颇,但内容所指核心与中国绘画创作旨意相同。诚然,这种心声与精神的展现与创作者密不可分。
中国绘画史将创作者大体区分为三类:院体画、文人画与民间画。院体画即画院中宫廷画家的绘画,专指封建时代为皇室、宫廷供养的专职画家的作品。这类作品大都重法度、讲格调、尚写实,布局严谨,工整华丽。后来也泛指受宫廷绘画影响,非画院画家所作的类似绘画。但是院体画的主体仍然是宫廷供养的画院画家。
南宋画院画家林椿所作《梅竹寒禽图》,是一幅被人誉为“难得的宋代有款之迹”名作。众所周知,中国绘画至五代时画家仍不署名,至宋代才开始有人落款于画,但非常谨慎。连苏轼都只是插空隙而署名。林椿创作这件作品是南宋,时势已有变化,故能欣赏到花鸟画的题款。
林椿,南宋孝宗淳熙年间的画院待诏。师赵昌,擅长花鸟草虫。《浙江通志》与《图绘宝鉴》均认为他“敷色轻淡,深得造化之妙”;时人赞他的作品“极写生之妙,莺飞欲起,宛然欲活”,可见其作品精妙之一斑。赵昌为北宋吋期与宋徽宗赵佶齐名的杰出花鸟画家。有评论家描述他“一生不慕富贵,不畏权势,惟以作画为娱,自号‘写生赵昌’”。赵昌与南唐画家徐熙二者花鸟画创作上相似处都有刚而野逸的倾向,但赵昌的画被评论家认为妙而不神,徐熙则形神兼得。然而其作品工笔设色,其傲骨与清气隐于作品之中。这一特质也可从林椿的创作中感受到。
《梅竹寒禽图》,绢本、设色,团扇形式,规格24.8×26.9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团扇在中国画创作形式上属于小品,正因为其画幅小,必须在内容上加以精炼。此图主要表现老梅、寒莺与竹簧。章法严谨,继承了折枝花构图的特点。梅花一枝横出,用笔老辣苍劲,穿插交互、自然生动,盛开的梅花与花蕾依枝而附。竹叶的疏密巧织而与梅花呼应。图中之禽乃莺,虽是寒冬,但它体态丰满,神情怡然。梅、竹、莺三者的组合,构成富有审美意蕴的画面。
林椿的《梅竹寒禽图》的审美价值,一方面以高超的画技刻画出对象,体现出他笔下花鸟的栩栩如生,灵动鲜活,静中寓动,具有南宋画院典型的花鸟画特点;另一方面也从作品中透露出林椿创作此图的心意所在。在梅的表现上,深有“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与“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唐人齐已与南朝梁人何逊的咏梅)境界;而莺的造型,恰恰再现了宋代诗人真山民“今宵只傍梅花宿,赢得清氛入梦魂”的情景,使人浮想联翩……
院体画曾风靡千年之久,但时至现代颇遭质疑。其中一个焦点是所谓院体画的工整究竟具有什么价值?似乎过于工整秀丽则滑入工匠?康有为在1918年时尖锐地批评这种看法,他认为“昔人诮画匠,此中国画所以衰败也”,“宋人画为西方十五世纪前大地万国之最”(《康有为论中国画》)。他的这一批评,无疑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画院作品提供了重要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