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画院为纪念叶恭绰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而举办之“衣被天下谁识恩——叶恭绰的书画·交游·鉴藏”展，以书画、交游、鉴藏三项来诠释叶恭绰，应该说是全面而准确的。其中，交游起到穿针引线的功用，实际上主要是“书画”和“鉴藏”两大部分，而且不难发现，“鉴藏”是重中之重。

　　坊间有“盛世收藏”之说，但这只是收藏环境之一种，实际上，在收藏史上，朝代的更迭、时局的动荡也常常会带来藏品流转的“繁盛”，晚清民国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称得上乱世的时期，收藏活动是异常活跃的。清宫旧藏的流出，文物市场的繁荣，促生了一大批在近现代具有影响力的收藏新贵，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叶恭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收藏规模和特色。

　　在这个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一方面政坛失语的前清官宦显贵——从皇家到各地方古旧大家，开始成规模地散出旧藏；一方面在一战前后欧洲无暇东顾的时期，民族资本得以发展，官员普遍参与各种实业和金融投资，新兴官僚资本家发迹、崛起，聚集了可观的财富，成为收藏界新贵，叶恭绰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

　　个人的鉴藏活动或隐或显，有很多不便记录之处，所以即便是对藏品有过编目的藏家，也大多不会记录收藏的全貌。关于叶恭绰的收藏，我们一般可从其成书于晚年的《矩园余墨》《遐庵清秘录》《遐庵谈艺录》等著作中窥见一斑，在这些著作中，他以书画序跋、纪书画绝句等形式，对部分自藏及过眼的文物做了记录，涉及艺术见解、考证、轶闻、掌故等等，较为充分地展现了叶氏艺术观、文化观。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想象其全部收藏到底是何规模，譬如，据记载，仅仅在1943年，他就曾将所藏山水、书院、寺庙等方面图籍约447种和地理类图籍2245册，分两次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还曾将所藏碑刻及龙门石刻拓片二千余种寄存于苏州洞庭山包山寺；也是在这一年，还因藏有宣德炉四百余件，而名其斋曰“宣室”，并拟编《宣德鼎彝录》加以考释等等。

　　除少部分家传外，叶恭绰的收藏正式开始于二三十岁步入仕途之时，包括书画、古物杂项、碑帖、文房等项。受民初京津鉴藏风气之影响，叶恭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鉴藏特色，诸如对于“收藏重器”之商周青铜器，有别于一般对铭文的重视，而更多从审美角度关注风格型制；不厚古薄今，对近古铜器特别是宣德炉尤为偏爱；在字画收藏方面偏于对晚明清初个性派画家的推重；在16岁开始学习佛法的基础上，对敦煌写经的发现尤为敏感和重视，进而引发对佛经的研究和收藏，反映在字画收藏方面则是对画僧作品的侧重等等。

　　除上述诸著述外，我们还能在零散的叶氏题跋、捐赠、赠与、买卖等活动中，有机会更多了解叶氏收藏。叶氏收藏中除了毛公鼎这一顶级重器外，还不乏颜世清、完颜景贤、成亲王永瑆、梁鼎芬、袁克文、陈介祺、姚虞琴等旧藏。由此可见，叶恭绰无疑可以称得上是晚清民国时期重要且活跃的藏家之一。叶恭绰对待收藏有“收藏之目的在于研究”之宗旨，甚至还曾有以收藏辅助其著述中国美术史的设想，虽未实现，但上述罗列的确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如果说对“大名头”的购藏更多是机遇因素，那么对“小名头”以及包括释人作家或乡邦文物等在内的所谓“冷名之在野派”的搜罗，则一定程度地佐证了其在美术史观方面较为独特的选择和侧重。

　　但是，随着叶恭绰研究的展开，我们发现，与其颇为可观的收藏相比，他所参与的文化事业之意义和价值恐怕要“重”得多。诸如：编撰《全清词钞》、刻印校对《广箧中词》、与龙榆生创办《词学季刊》、推动影印《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抢救保护海源阁藏书、编印《五代十国文》、编撰付印《清代学者像传》；在佛教文化方面，参与购回敦煌石室藏经洞所遗剩卷并召集同人和相关机构陆续搜购散佚敦煌经卷、创立敦煌经籍辑存会、资助金陵刻经处、筹刻佛教全藏、调查历史博物馆藏满汉藏三体咒文经版、组织佛家净业社、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宋藏遗珍》《吴都法乘》、帮助保存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室中历代佛教大藏经、出资在上海觉园内建造佛教图书文物馆“法宝馆”等；此外，他还是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委员、故宫博物院重要守护人之一，参与过1934年故宫博物院文物点收和筹备“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等重要工作，还创立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馆，发起建立了旨在重振画学精神的中国文艺学院，参与赞助了考古学社及《考古》社刊，发起过中国考古会、中国建筑展览会、上海文献展览会，主办了广东文物展览会并出版《广东文物》，负责抗战期间文献保存同志会香港联络点工作，推动了西南文化研究等等，不胜枚举，能量之大、涉猎之广、热情之持久、付出心力之巨大、对待传统文化之赤诚，少有人可以比肩。

　　20多岁的叶恭绰曾有“一岁五迁”之辉煌，不到30即为交通次长，继而为交通总长，拥有重要的财权，尤其在经济领域有着突出的才能，仕途中是一位不容小觑的厉害角色。1928年后叶恭绰快速转而投身文化事业，最难能可贵的是，几乎未见他表露过失意文人气，而是依旧以其积极的工作态度、广泛的人脉、灵活的处事方式，切实地推动着文化事业的发展，真是应了那句“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俗话。而能令他如此处变却不颓唐、失意于政途却能振奋的，应该就是他浸淫至深的鉴藏活动，可以说，“鉴藏”是他转向的桥梁，是他在近代历史中安身立命的基石。更重要的是，以他曾经站在高位的眼界，他眼中的“鉴藏”不是“玩”，亦无关财富的聚集，而是站在民族和国家立场上尽己所能的一份事业，所谓“古物存毁关乎国家兴亡”，以这样的认识来从事文化，自然不会有失意之感，因为民族大于国家，文化大于一官半职。

　　总之，对于收藏丰富的叶恭绰，我们不可仅以藏家目之。那些钤上叶氏“印”记的收藏，因他而聚，因他而散，“呼应”着他起起落落的人生——一切皆是身外物，何况文物！但是他留下的那些文化印记却是无法磨灭的，历史不会辜负他。

　　当然，如此文化含量的人远非一次展览能够讲述完整，但是我们从四方聚拢来的这些留有叶恭绰痕迹的字画、题跋、信札、照片等等，尽管仅是吉光片羽，却依然能从中清晰感受到文化传递给我们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