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朱关田先生的新书《思微室颜真卿研究》，看到这些我大都曾经读过的篇章，仍然让我久久地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硕士、博士、博士后的论文没有这样写的？是这样的论文落后于现实的学术思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王国维在上世纪初所写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这篇几百字的著名论文也过时了？抑或，这才是真正的学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参加过许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担任过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硕士、博士论文答辩导师，对于八股文式的“现代论文规范”指导下的许许多多论文，真觉得离艺术越来越远可有可无，于是乎我想到要不要建立现代艺术史学的中国学派？如果还真可以建立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朱关田、曹宝麟等先生就应该是其代表人物之一。

　　从上个世纪初，我开始学习和了解现代考古学的常识，也参与过一些田野考古活动，以及考古学界的学术研讨会。当然，我主要关注文字与书法的问题，但是也不时听到关于中国具有历史学倾向的现代考古学，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具有人类学倾向的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论之争论。我先来解释一下这种方法论之争的实质。

　　中国古有金石学，这金石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因为它只重视类型学，而疏于地层学。金石学只重视铭文、纹饰、形态，通过比对，得出年代学结论。尤其是上古和史前史不重视金石文物的出土坑位，当然更不重视在田野考古中的地层学视野，所得出的年代学结论缺乏可靠的证据。

　　我认为，朱关田先生的颜真卿研究作为世界艺术史之一部分的中国艺术史研究，紧紧抓住了三大核心命题：一、书法作品；二、作为创作主体的书法家；三、作品与作家的具体的历史时空。他在留元刚、黄本骥旧学的基础上，走向了中国书法艺术史研究的新阶段。这一研究不仅仅可以和其他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对话，而且可以和任何西方世界的艺术史学者对话，并且做到了现今阶段西方任何中国书法艺术史学者都难以完成的工作。

　　如果该书所选入的书家研究的篇目更多是在乾、嘉考据学方法论为特征，具有历史学倾向，如同傅璇琮先生所谓“于史学领域亦多有填补空白的功绩”，是“不颛意于书学一隅，而有治史的的襟怀”的话，未选诸篇正是“新学”，即中国艺术史——书法艺术个案研究的跨时代进步，是“颜学”——颜真卿书法艺术学的崭新篇章。这种进步不仅因应了白话文出现而架设了跨时代语言的桥梁，它所使用的是现代书法风格价值批评的新话语系统。

　　朱关田先生关于颜真卿类似于文化社会学的年谱、家世、母族、妻族、交游等考证之学并非旧学，而是搭建旧学与新学的桥梁，这些细致入微的研究甚至可以打开西方艺术史家的新视野，让中国艺术史家在中西学术对话中有立场，从而促进当代中西方艺术史学家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这是我阅读朱关田先生新出《思微室颜真卿研究》一书的粗浅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