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艺术家来说，“花心”往往是一种常态。

　　跟前人相比，我们面对的信息太多，资料太多，诱惑太多。这本来是很幸福的事情，然而，要抵挡住诱惑，却需要觉悟和定力。

　　周围有不少搞书法的朋友，每年看他们的各种展览，总的感觉是大家都在竭力地想端出一些“新”的东西，前年整的是摩崖石刻，去年是汉简，今年又从战国的兵器上搬了些古怪的篆书来。但他们的书法究竟搞成了没有呢？私下交流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里仍旧透露出一丝茫然。

　　这时候很自然地会想起一句有名的话来——“真迹数行可名世”。

　　古人也有烦恼，他们的烦恼不是资料太多，而是太少。“真迹”是从事艺术的宝贵资源，谁占有了资源，哪怕只是寥寥“数行”，就离成功不远。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记载，钟繇向韦诞苦求蔡邕的笔法秘诀，韦诞不依，于是大闹三天，槌胸至呕血，还是曹操拿五灵丹救活了他。“欧阳询见索靖古碑，驻马观之。去数步复还，下马观之。倦则布毡坐观之，宿碑旁三日乃去。”欧阳询没有数码相机，只好在碑下睡了三个晚上。但钟繇和欧阳询的书法终归是搞成了。

　　记得有一年的高考作文题，要求根据一幅漫画写成议论文，漫画画的是连成一片的地下泉水，和未能伸及泉水的几口深浅不一的井。其实这个道理古人已经讲得很透澈，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里，转述了友人吴嘉宾对他说过的一段话：“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无论为学为文为艺，总以“深入”为第一要义，惟有深入方能尝到真滋味，获得真领悟，方能“掘井及泉”，“探得骊珠还”。而“深入”的前提是“定力”，是专注与守约，正所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那么，今人为什么总是显得“花心”，做不到沉潜执着、专注守约呢？资料太多，来得太容易是一个方面，朱熹曾说：“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都有印本，多了。”处在网络时代的我们，比起朱熹时代的“今人”，面对的知识信息何止万倍？因而更需要克制贪多务得、急切冒进的心理。

　　另一方面，“花心”的真正根源在于“名心”、“利心”。还是用朱熹的一句话来说透：“……今来学者，（读书）一般是专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说得新奇，人说得不如我说得较好，此学者之大病。”可见“花心”也不是今人的专利，只是今人更甚于古人。今天的书法家们，临帖练字一般是专要作展览用，一般是要写得“新奇”，生怕写得不如别人的好。问题是今年“新奇”，明年还得“新奇”，于是到处翻找那些生僻的材料，那些别人还没还得及“开发”的“资源”，从花样到花样，实际上艺术的“道行”并没有真正的变化，就如俗话说的“熊掰玉米棒子，一路掰一路丢”，最后落个两手空空。

　　我常对人说，为什么今天很难产生震撼人心的文学巨作？因为文学的两大永恒主题——爱情与乡愁，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淡化了情感根源。男女交往没有了限制，“爱情”随处可得，也可以随时结束，难以再有荡气回肠的碰撞，以至于一位名导演曾感叹在全国范围找不到“纯情的眼神”。交通通信的极度发达，驱走了由地理隔阻造成的距离感，那种“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羁旅之思、乡关之慕也就不复存在。真正的乡愁，恐怕只有宇航员杨利伟在太空中回望那颗蓝色星球时，才能体会到吧。

　　艺术上的“纯情”，同样难以寻觅。专注守约，先得耐得住寂寞。而学问与艺术，从来就是寂寞之道，缺乏足够的“定力”，一切无从谈起。

　　有几位或从福州走出，或仍留在福州的70多岁的篆刻家、书法家，都有着扎实深厚的功力。笔者在与他们的交往当中，发现他们年轻时都曾做过“脱影双钩”的工夫。那时还是在“文革”期间，对艺术的痴迷让他们心无旁骛，而艺术的资料则极其匮乏，有谁得到片纸只字，友朋间辗转相借，灯下勾摹，全神以赴，不知东方之既白。而正是这种“双钩”经历，让他们锤炼了手眼工夫，在艺术上尝到了真滋味，获得了真领悟，一生受益无穷。

　　其实资料信息只是“中性”的，如何对待和运用资料，则“存乎一心”。今天的我们，面对着古人未能梦见的丰富讯息和交流渠道，面对着多元文化的冲击交汇，面对着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这实际上是亘古未有之崭新机遇，从道理上说，应当对时代有所因应，对艺术有所创造。然而，为什么处处看到的只是一片喧嚣嘈杂、光怪陆离？

　　钱穆先生当年在论及学者之“病”时说，“千言万语，只是一病，其病即在只求表现，不肯先认真进入学问之门”，“未曾入，急求出”，“尽在门外大踏步乱跑，穷气竭力，也没有一归宿处”。此话移之于今天的艺术领域，恰能切中时弊。

　　挖井的目的是“及泉”，没有找到水之前老想换个地方挖，等于前功尽弃，殊不知底下的源泉是连成一片的。从哪里开挖并不是最重要的。

　　条条道路通罗马，但你总得选择一条走到底。至于到了罗马以后做什么，那是后面的事情。

　　不如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