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的书风，“颜底魏面”是他标志性的两大要素。而由“颜底”演变为“魏面”的时期，正是乞食东瓯、入京赶考这七八年时间里。因此，《章安杂说》稿本是研究这一转变的重要书迹。

　　中唐以后，颜真卿书法成为除“二王”书风之外的另一大宗。唐之韦纵、胡证、柳公权，五代之杨凝式，两宋之欧阳修、蔡襄、韩琦、苏轼、黄庭坚、米芾、蔡卞、张即之等，元之赵孟頫、鲜于枢、耶律楚材，明之李东阳、王宠、王铎、董其昌等，无不本于颜书而能自出新意者。历代书家习颜，大多如欧阳修《集古录》中所言：“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蔡襄云：颜鲁公天资忠孝人也，人多爱其书。黄庭坚则赞叹：鲁公文昭武烈，与日月争光可也。颜真卿的浩然正气征服了千百年来无数的书家，后人无不将之奉为人品与书品最完美结合的典范。

　　其次，顔真卿的高超书艺，引得后世书家的顶礼膜拜，为百代之宗。苏轼《东坡题跋》中指出：“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颜书在中唐以后流行之广，影响之大，无人能及。其中最被大家认可的就是顔真卿的书法含有篆籀之气，如同他的忠贞豪气，巍然独耀。朱长文在《续书断》中做了分析，认为“自秦行篆籀，汉用分隶，字有义理，法贵谨严。魏晋而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惟公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得出的结论是“唐人书有神品、妙品、能品。神品三人：颜真卿、张长史、李阳冰”，颜居神品之首。

　　到了清代，尤其金石兴起、碑帖分流之后，这种篆籀之气，包涵了碑学与帖学的最大公约数而备受书家重视。碑派人物希望从顔真卿的篆籀之气中找到打通北朝书迹的任督二脉，而帖派人物则寄希望于习颜书来扩充气力、强壮体魄。阮元就认为“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加之，篆隶书的复兴，浑厚雄强书风占据主流，又有“颜柳欧赵”楷书四大家说法在百姓间的流行，颜书成为清代众多书家童蒙时期临习的不二之选，赵之谦也不例外。他在《章安杂说》中就说自己“二十岁前，学《家庙碑》五百字”，可见赵之谦自小就开始习颜了，虽自称“无所得”，又云：“遍求古帖，皆涉一过，亦不得。后见山谷大字真迹止十余，若有所悟。偶作大字，笔势顿异，觉从前俗骨渐磨渐去。”殊不知黄庭坚纯用颜法，尤以上海博物馆所藏之《华严经疏卷》为上。而黄庭坚的书法又受到南朝《瘗鹤铭》的影响，因此，《章安杂说》也关注《瘗鹤铭》，称是“仙迹”，“大书至此，乃入超妙地位”。这些观点在《章安杂说》的稿本墨迹书风中均有所体现，但也流露出了不囿旧法的决心和对六朝石刻的喜欢。

　　众所周知，浙江地处南方，罕见六朝碑版书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三十四岁之前赵之谦的足迹基本不出浙江范围。所以，写于瑞安守城期间的《章安杂说》，尚未能见到碑版的味道，初看上去，倒是非常接近《何绍基日记》。赵之谦对何绍基的态度，前后矛盾不一，值得玩味。同治初年，赵之谦写信给魏锡曾，提及“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极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而后已，甚无趣矣”。两人在饭桌争论什么而致“无趣”，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两人书学之争不在书风而在对北碑书法的认识上，某些观点是不合的，甚至是对立的。赵之谦赴江西任职后，对这矛盾仍耿耿于怀。在给李应庚（梦惺）的信中，还说起“弟于书法，不从书入，又不能作骑墻之见，故为子贞先生所大恶。今阁下素服膺道州之教，而不弃鄙人，亦是天壤间仅见人物也”。“不从书入”当是指不从寻常入手，这与何绍基主张笔笔中锋可能出入较大。另一层解读则是赵之谦强调“书外功”，意即书法的神明变化当从书外求，反对何绍基那种临百通《张迁碑》的苦功夫。他曾为陈豪作一楷书八字联：“朗姿玉畅，远叶兰飞。”长款曰：“何道州书有天仙化人之妙，余书不过着衣吃饭，凡夫而已。蓝洲仁兄学道州书，得其神似，复索余书，将无厌家鸡乎？”赵之谦把自己的书法定位为何绍基的“对立面”，自谦的同时似乎有点“自卑”的痕迹。这是否是晚清碑帖之争所带来的“分裂”现象，尚有待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