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品评上，“厚”，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而当代书画印之通病，正在于“厚”的缺失。

　　缺了一个“厚”字，于是有甜俗、卑琐、尖刻、浅薄，于是有浮躁、扭捏、怪诞、狂野，于是有怯弱、板滞、破败、枯陋……诸弊丛生，不可胜举。

　　1934年，黄宾虹首次举办个展时在给友人的信札中写道：“近时尚修饰、涂泽、谨细、调匀，以浮华为潇洒，轻软为秀润，而华滋浑厚，全不讲矣”。黄宾虹以“浑厚华滋”为山水画之极则，可谓卓识。多年以来，“黄宾虹”不可谓不热，学黄宾虹的，以“浑厚华滋”为标榜的，亦不可谓不多，然而，胡乱涂抹故作高深的处处皆是，真正能与“厚”字沾边的却难得一见。非但如此，许多画家甚至连黄氏当年所批评的“修饰谨细”都做不到。

　　可见今人对于“厚”的好处，非不知也，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那么，究竟“厚”为何物？如何能“厚”？欲“厚”而不得，难处在哪里？

　　从基本字义看，“厚”解释为：“扁平物体上下两个面的距离”，所以有“厚度”之说。用在对人对艺术的评论，则是“厚”的引申义。跟“厚”字相关联的，有“厚重”、“深厚”、“雄厚”、“浑厚”、“浓厚”、“宽厚”、“温厚”、“拙厚”、“圆厚”，乃至“清厚”。

　　以“厚”喻人，主要指的是包容蕴蓄、诚挚笃定，和一种深沉的韧劲。

　　《易经》有坤卦，其《大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德之厚，以其能载物。《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说：“论人之厚，莫如周勃。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论语》中曾子有一段著名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为广大，“毅”为强忍，说的也是包容、诚挚和韧劲。“弘”而毅”，则近于厚，则足以“载物”，足以任重致远，足以有所为而无大过。

　　以“厚”言艺，风格追求上的“厚重”、“浑厚”似乎易于领会，但首先必须鉴别真“厚”与伪“厚”，厚不是粗大，不是痴重，不是浑浊，不是臃肿。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中提到：“作诗不可不辨者，……厚重之与笨滞也，纵横之与杂乱也，亦似是而非。”

　　依笔者的理解，“厚”，在本质上，是创作者所具备的一种调和融通与变化出奇的能力。

　　书画重用笔。绘画的“骨法用笔”，书法的“笔贵中锋”，皆为千古不易之理。然用笔之奥妙在调锋，也就是对笔锋的调节和变化，简而言之，一曰“拢得住”，一曰“铺得开”。“拢得住”即为调和缓冲，“铺得开”方能变化出奇。古人缘何讲“笔贵中锋”而非“笔笔中锋”？若是要求笔锋始终保持垂直于纸面，拘泥刻板，谈何艺术？中锋之关键，是对笔锋趋向的调节驾驭，随时随处让笔锋从各种偏侧或散乱状态回复到最佳状态，然后再向四面八方出发，从而令笔势“循环超忽”，用之不竭，动而愈出。中锋说到底是一种动态平衡能力，具备了这种能力，在用笔上才能做到收纵有度，进退自如，“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然而这种能力的养成，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一个渐进的锤炼过程。所谓笔力之“厚”，也正在此处。

　　“厚”，在外相上，表现为层次之丰富与格局之宽裕。一幅山水佳作，当求之于笔墨之蓊郁松秀，气象之宏大旷远；一篇文学名作，当求之于描写之细腻入微，结构之跌宕起伏。围棋中的“厚势”，实际上也与层次、格局有关，得“势”者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更多的变化可能性。《孙子兵法》曰：“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阵容堂正者具有“厚势”，奇正相生，唯正者能出奇。

　　其实无论在任何领域，但凡大家，必有“厚”相。足球巨匠齐达内，最为球迷乐道者乃其控球能力与大局观，不管多险的来球到了他的面前都会变得驯服，而从他脚下传出的球则如生花妙笔，恰到好处。一个“演技派”影星，必定善于调节变化自己的表情与举止，做到层次丰富，过渡微妙；一个“实力派”歌手，必定善于调节变化自己的喉音与气机，做到幅域宽广，余音绕梁。如此才能动人之心，移人之情。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要问：“厚”之为言，既可论人，又以谈艺，二者间究竟有无内在之联系？

　　“厚”者，既关乎先天之赋秉，亦赖于后天之蒙养。

　　而惟真诚笃定、沉潜执着，能令弱者强，浊者清，薄者厚。

　　人如其艺，艺如其人。为人不“厚”，焉得艺术之“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