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引起众人瞠目。这条看似简单、直白的新闻，让人们有了更多的猜测。为什么？敦煌怎么一夜之间冷却了热气腾腾的高等教育，数不胜数的硕士生、博士生何以缺席“敦煌考古编制”？

　　社会给出的回答，有一定的道理。敦煌偏远，收入低，生活环境不够现代，文化生活也差强人意，总之，收入低的岗位没有魅力，艰苦的工作任务不想承担。在更多人的心目中，大城市、中心城市才是人生的向往，高收入职业、优渥的生活条件更是所谓成功者的标配。地老天荒的敦煌，单调、寂寞的田野调查，一头雾水的问古考古，快乐何在，希望何在，幸福何在？

　　的确，在一个消费主义主导的现实社会，这种感受、这种取舍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东西南北存在着文化与经济的落差，教育、收入、前程都会因为这个落差失去公平公正，因此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倾慕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敦煌毕竟是有着神话一样莫测迷离的地方，毕竟是高冷、深邃，博大、精深的文化圣地，先贤曾在那里建功立业，取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建构了举世皆知的“敦煌学”。应该说，敦煌不是地处中国大西北的地理区域，而是人类文明的一块高地、精神世界的一个道场，是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心向往之的文化家园。令人不安的是，就是这样的地方，被“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的现实所解构，一瞬间，遥远的敦煌，富丽堂皇的敦煌，有着无数文化谜底的敦煌成为功利社会的一个弃儿。看着“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的新闻，不知从何说起。

　　其实，敦煌的被冷落，预示了一个巨大的精神危机。在追求物质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被消费主义所裹挟，一味追求感官享乐，放弃了理想主义情怀，把心中的“诗和远方”抛到一边，开始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

　　世俗社会，“升官发财”的梦或许是很多人都心向往之的，这本没有对错。只是在一个蓬勃的社会里，本该更多人拥有特立独行的生命品质，敢于挑战世俗，超越生命的极限，追求人生的新天地。20世纪初，在西域进行考古发现工作的中西探险家斯文·赫定、陈宗器、黄文弼、伯格曼等人，如果缺少这种精神，就不会取得发现楼兰古城遗址一样的考古成果。陈宗器、黄文弼在大西北长期驻扎，在天文、地质、水文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一句话，是理想主义的光芒照耀了他们前行的路。作为一代卓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用自己的人生实践告诉我们，风花雪月是虚幻的存在，灯红酒绿是浮浅的诱惑。一个人的选择，不能被眼前的利益遮挡，一个人的人生也不是为了苟安享乐。由“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意味着理想主义者越来越少了，更多的人趋于现实的功名利禄，没有心思去寻找诗和远方。于是，学历等于职位，职位等于社会地位，社会地位等于个人价值，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这个样子。

　　敦煌不远，敦煌就在我们心间。作为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精神所在，她始终安静地与世界共存。于敦煌而言，我们的冷漠或是怯懦，只是众生的一种生存状态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