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图像是我国先民生命意识开启以来，在祈愿生命的繁衍、生命的保障及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图像艺术。吉祥意识源于先民对人类瘟疫、疾病和死亡充满畏惧，需要借助神与物帮助人们驱鬼逐邪、保佑平安，因此，创造出自认为魔鬼恐惧的形象，作为家庭、氏族的保护神。如原始社会初民在岩石及陶器等物品上刻划符号和绘制纹饰，一方面是为了美观，但更重要的是带着对兆纹吉相的信任而精心刻画，这样的纹样已包含了广义的吉祥寓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由纹样装饰的器物具有神性，能给自己带来好运，体现着希求吉祥的意义。夏、商、周的青铜器装饰中，吉祥主题使礼器规范下的装饰开始呈现出世俗生活形式，如欢愉生动的凤鸟纹、鱼纹等都蕴含着吉祥的生命。秦汉之际，宗教神学是哲学的主流，强调天人感应，追求长寿、富贵及厚葬之风，因而装饰也都有较为切身的寓意，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神纹”，长宜子孙的“大吉羊”等。汉代是吉祥图案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装饰整体上脱离夏、商、周三代天命神学的灵物崇拜进入祖先崇拜的一个转变时期，吉祥文化甚至进入一个从文字转换为图像的时代，根据各种神仙方术的传说，人们在石头、砖瓦等载体上刻制、绘制了各种辟邪或者祈福的图像，如龙、凤、“四灵”等。这应是淡化其宗教神秘性而将生命保障的形式世俗化、表象化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吉祥观念集成的时代。

　　由此可知中国吉祥文化源远流长，东汉时期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中出现了大量的祥瑞图式。武氏墓群石刻，是东汉时期武氏家族墓地上的一组石刻建筑艺术珍品，这里既有祠堂又有坟墓，最终得名“武氏墓群石刻”，武氏家族墓葬的双阙和四个石祠堂的装饰画画像包括了汉代画像石中流行的题材，布局有严格的空间方位意义，顶部刻天上神灵、日月星象和祥瑞图像，侧面墙壁上部安排西王母和东王公等仙人画像，而祠壁其他部位依上而下依次刻出历史故事和生活场景等。武氏祠汉画像石中的吉祥图像从内容上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天上的神仙，描写的是墓主人死后祈求步入的仙境；二是人间的现实图景，描写的是墓主人生前的享乐生活。为求得墓主人在阴间平安无事，画像石墓中常刻有铺首衔环、朱雀、青龙、玄武、白虎等吉祥物。之所以出现这些神人异兽、嘉禾灵器等，究其渊源无外乎是对福祉的企盼，对美好生活的的憧憬，对邪恶的诅咒，对灾难的逃避。这应该就是吉祥图像中祥瑞思想在汉画像石上的艺术表现，其中阴阳系列的日月、男女都是主宰人的生命、繁衍的象征，顺尔借助象征达到转变自然及命运的目的。所以，自然动物的形态在工匠手中产生了变化，鸟类为三足鸟，稳步于太空象征太阳；五头鸟居墓室顶镇墓避邪；凤为展翅的朱雀，虎为有翼的白虎，马为飞翔的天马，它们都变成了神兽呈祥御凶。在人神合一的武氏祠汉画像石中，蕴含着人是世界的主宰，人是社会主体的信息。这样看来，吉祥文化已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与生活之中，以至于具有凡物皆可为吉祥的特点。吉祥对于中国人而言，就像水之于鱼、空气之于人的意义。这样看，了解了吉祥文化等同于了解了中国文化很重要的部分。

　　武氏祠汉画像石中出现了专题的“祥瑞图”，雕刻了二十余种祥瑞图型，并皆刻有榜题。蓂荚：《宋书·符瑞志》说：“蓂荚，一名历荚，夹阶而生，一日生一叶，从朔而生，望而止。十六日，日落一叶，若月小，则一叶萎而不落，尧时生阶”。狼井：《宋书·符瑞志》说：“狼井，不凿自成，王者清则应。”六足兽：《宋书·符瑞志》说：“六足兽，王者谋及众庶则至”。玉英：《宋书·符瑞志》说：“玉英，五常并修则见。”银瓮：《宋书·符瑞志》说：“银鹿，（当为瓮）刑罚得共，民不为非则至。”比目鱼：《宋书·符瑞志》说：“比目鱼，王者德及幽隐则见。”白鱼：《宋书·符瑞志》说：“白鱼，武王渡孟津，中流入中王舟”。比肩兽：题榜曰：“比肩兽，王者德及矜寡则至”。比翼鸟：题榜曰：“王者德及高远则至”。

　　武氏祠汉画像石产生的时期，信奉祥瑞的人数，在社会上达到空前的数量，祥瑞思想也深入到人们的思想生活深处。甚至官方修的史书中，专门列出祥瑞的篇章。嘉祥汉画像石中的祥瑞图型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出现和传播，不仅体现了汉画及汉画以外吉祥文化的成型，而且促进了后期各种吉祥文化的发展，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武氏祠汉画像石所体现的吉祥文化，流露出对人情人性的理解，构建了汉代人的艺术精神和人文气质，成为一种对神的信仰和内心观照双方交流所获得的精神旨趣，标示着人生的情趣意象。

　　武氏墓群石刻是中国建筑、艺术史上划时代的杰作，其艺术风格蜚声中外，它既反映了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又包含了对幸福生活的祈愿。汉画像石中的吉祥图像反映了汉代人求吉辟邪、羽化升仙的愿望，充满了人性化的色彩。随着祥瑞观念的进一步泛化，画像石中的吉祥图像变得丰富多姿，显现出出中国吉祥文化历史的遗迹，且形成了一套范式流传至今。

　　（作者供职于浙江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