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为西泠印社建社120年系列活动所写的总序，回顾了西泠印社120年的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现刊登全文，与大家共飨。

　　波澜壮阔，宠辱不惊；存传统之文脉，继往圣之绝学。这是120年来西泠印社的志士仁人贯穿始终的精神维系。清末民初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必定会遭遇各种意外的困顿坎坷，承受来自各个领域的压力、阻力甚至破坏力，随时可能被中断的西泠印社史，竟是以“偶然中含必然”的时事、社会、文化传统诸因素的冥冥作用，又被接续绵延，从而造就了这百廿年间——若论纵向可拟“史无前例”、若论横向堪称“无与伦比”的大境界。

　　把一部西泠印社史分为几个时间节点，大略如下：

　　——1904年的发轫，是一个生命孕育的“萌发”点。

　　——1913年修启立约，是一个正式确立体格的“成长”点。

　　——1956至1963年复社，是一个衰而转盛的“中兴”点。

　　——1978年改革开放，是一个由时代机遇引发的“再生”点。

　　——2003年百年社庆，是一个全面改革快速发展的“全盛”点。

　　——今天，2023年百二十年双甲子，应该是一个新时代再启航的面向未来的“综合发力”点。

　　根据整体的国家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趋势，始终与时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是西泠印社120年来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且不断兴旺发达的“秘诀”。

　　试看如下最简约的史实：1.在清末因国衰民疲而锐意维新改革，“西学”大举进入中国并占据主流地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领域全盘西化之际，“西泠四子”却看清并判断传统文化必然不灭，毅然逆潮流而动，反身开始钻研作为最旧学、最不时髦的“印学”“篆刻学”“金石学”，而且有明确宗旨曰“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这是审时度势后对时代大潮所作出的精准回应。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回应，人无我有，人弃我取，才有了120年存亡继绝的宏大基业。

　　2.成立十年后的1913年，重拾恢宏博大的传统艺术的西泠印社，竟有不囿于一地一域而具备眼光远大的“自觉”，希望通过各种努力拥有宏大空间发展的跨区域优势。“创社四子”议决敦请上海的艺术大师吴昌硕出任社长。从此连缀沪、杭两地，襟连天下。又因“大上海”当时最擅长以本土连接东洋西洋而使孤山能直接连通日本，西泠印社遂有机会以新思维与市民社会深度衔接：拓展出诸如赈灾、赎回流失文物、慈善公益、展览策划、组织活性化等一系列密集运作，继之能从杭州走向上海，走向全国，走向东亚乃至世界，成为一个在近代以来唯一不可再生的国际化的金石篆刻精英社团。

　　3.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丁仁、王禔二公会同吴隐子弟，提出将“西泠印社”交政府公办，完成了由“私”转“公”的大转身。唯一希望“西泠印社”名称不变。鉴于后几年遍布全国勃然成风气的企业机构“公私合营”的大趋势、大氛围，若非丁、王远见作出如此决断，则“百年西泠”早已中途夭折矣。

　　4.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泠中兴的机缘，固然是借助于张宗祥等志士仁人的热心奔走，提出关键动议，但更是因为传统文化的超凡魅力打动了当时文化修养很高的浙江省和杭州市领导，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从而以创新思维，形成了重视推动西泠“复社”就是尊重传统文化的社会共识。试想如果当时奔走呼号的元老大家们不与时俱进，只顾强调自己的专业理由，那在外人（如政界）看来，只是很狭隘窄小的“圈内”之事，省市领导和文化厅局那些非篆刻专业出身者，未必会有兴趣亲自介入，也不会积极创造条件配合“中兴”大业。

　　5.改革开放后直到百年社庆，沙孟海社长掌门时期，以他的学术大师的敏锐与精湛，倡导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目标。以此来上接继承弘扬“研究印学”的创社宗旨，下衔对国内外一些印社重创作实践不重理论研究，以“术”制“学”，以“技”定“艺”的倾向进行纠偏；并从学科立场上，力排众议，强调“金石学”（学者）之与“篆刻”（艺术家）的区别与不同性质，从而对重“研究”与重“实践”孰胜、“金石学”与“印学”常遭民间混用的问题进行了明确的区分界定。这样的“定海神针”式的高迈思想认知，已经转化成为有主流体制保障的百年西泠举社上下的共识，以其随时代同频共振的姿态，规定了此后20年快速发展的轨道与方向。

　　6.2003年百年社庆以后，西泠印社通过改制与升格，一跃成为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文化重镇，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重要文化名片。一连串深思熟虑的社务改革举措，处处可见契合时代进步、应对时代挑战的浓重痕迹。改革是指向未来新发展，但又必须不忘溯源和寻找传统依据。于是从2004年开始，西泠印社陆续提出新时代不同历史阶段的新理念新应对——（1）沿循“保存金石”而提出拥有新含义的“重振金石学”；（2）依据“研究印学”而贯彻沙孟海社长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反复落脚在“研究”和“国际”的新阐释上做文章；（3）再承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补入的“兼及书画”宗旨而倡导“诗书画印综合（兼能）”。一箭三雕，基本找到了新世纪西泠印社的专业站位与确定发展指向的精要分野内容，它肯定是历史的，但更是“与时代同频共振”、充满时代气息的。

　　7.时代与高科技发展令我们猝不及防。在经历了计算机互联网、键盘拼音打字、移动终端、语音与短视频之后，再到人工智能AI、ChatGPT，不过十数年间，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改变了我们原本固定或稳定的世界观、宇宙观、方法论。

　　只凭老经验已经无法应对新问题。百年西泠印社自有尊严，当然不会肤浅地去盲目赶高科技人工智能的时髦。但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与“创社四子”和吴昌硕、马衡以下各位社长勇于开创（首创、新创、原创）的赫赫功绩完全背道而驰，而必蒙“不肖子孙”之讥。由是，近年来西泠印社在细致分析研究古代、近代、当代印学史与金石印学文化的基础上，又在金石篆刻已经成为古代经典文化象征而拥有崇高地位之时，探讨如何配合国家的大政方针，以使篆刻艺术成为更主流、具备更重要的“与时俱进”能量的艺术，于是就有了“大印学”的时代新构想。

　　一则与百年之前的“研究印学”创社宗旨、50年前的沙孟海先生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目标一脉相承，以示渊源有自。

　　二则切合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借助于“一带一路”、亚运会等平台，使篆刻艺术为“树立中国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走出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主要力量。

　　三是融合新时代新理念，就“印学”自身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与传统印学相比，“大印学”在包含传统印学的基础上，更强调两个新的支柱概念：“学科交叉”“文明交融”。

　　8.关注未来的印学发展，应该持一种开放性视野，海纳百川、包容所有。但同时又有西泠印社自己的专业边界与主见。具体而言则依次有如下说明：

　　所谓“学科交叉”，是指古玺印史、篆刻史、篆刻美学、篆刻创作风格形式技巧实践，分别伸延向沙孟海先生一生成就昭示我们的那样。他一身集多学科之大成，包括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器物学、考古文物与博物馆学、古汉语学、古典文学、金石学、古碑帖学、书法篆刻之学，以及更宏观的文史考据之学。当然，根据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在这些旧学问之外，“学科交叉”还要包括“新学”或西学意义上的美术考古学、艺术人类学和书画篆刻艺术之心理学、社会学、 形态学等。东西兼容，古今并蓄。或可喻之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所谓“文明交融”，是指在坚守中国古玺印篆刻艺术本位和以它为核心出发点和比较基准之上，以“世界印章史”为学科视野，对古印度、古中亚、古波斯、古埃及、古罗马等有印章史遗存记录的域外文明尤其是印章文明，进行深入研究，并取为今天的篆刻创作素材；更借“一带一路”、亚运会等，以篆刻为媒介，串联起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等，构造一个中国印章史古来无之、史无前例的“当代—未来”的“世界印文化”崭新形态。

　　“学科交叉”对应于沙孟海先生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重点在“研究”，在“中心”的至高地位；“文明交融”对应于饶宗颐先生的“播芳六合”“东学西渐”；当然也含有沙孟海先生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国际”二字之含义。

　　西泠印社120年间呈现出来的生命活力、创造力、创新能力，其在斯乎？ （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