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风潜入的细雨，在初春的夜晚打湿了院子里的红梅，第一批满开的梅花就要落幕了，春天的花事接踵而来。“折枝入瓶——宋人的花事与瓶赏”正式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展，这是一场从冬日就开始筹备，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推出的展览，和春天相遇，和花儿对话。

　　世上谁人不爱花，花之美丽无人不喜。种花、赏花的历史由来已久，而花于瓶中的插贮，则是随着高坐具的生活方式，在宋代才得以自上而下地普及。瓶中之花成为体现人之情感与时令的象征物，并逐渐与文人书斋的陈设结合，成为案头清玩的一部分。

　　花卉种植的规模化、商品化趋势是宋代瓶花发展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这一切与城市生活、市民文化发生着密切的关联，都市中诞生了不少花卉种植与交易的场所。打开《咸淳临安志》中的宋版《西湖图》，在地图的一角，都城临安花市的兴盛与发达跃然而出。

　　对花卉的旺盛需求，自然带动了插花艺术的勃兴。“插花”俨然成为司空见惯的宋人“四般闲事”之一，甚至还出现了专以此等“闲事”为营生手段的“闲人”阶层。

　　花卉与宋人的日常生活是如此契合。作为季节的风物，花儿不断被咏叹、被描绘、被记录。展厅里无法承载下如此繁花似锦的盛况，我们截取宋画中的十二种花卉以月历的形式展现，让观者想象花世界的春夏秋冬，以及宋人与花之亲密，与花之共鸣。

　　花器多样 古雅实用

　　贮花入器，最要务是花材及花器的择选。在花器的选择上宋人有哪些讲究？宋元时期的花瓶究竟有哪些种类和造型？

　　宋代花器按材质区分可见陶瓷、铜、金银、玉、水晶、玻璃、竹木等；按器型分有壶、觚、尊、壘、罐、钵、盆、罂等。而“瓶”，实为约定俗成对各类立式花器的总称。铜瓶与瓷瓶无疑是当时花瓶的主流。本次展览中的花器基本为考古出土遗物，且大多数为瓷质的瓶类器。陶瓷中的瓶类器也是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中数量最多的器型之一。

　　宋人对花器的择选也包含着尚古、追古、玩古的趣味。既有直接使用古铜器作为插花器的实例；也有采用新设计的铜器和瓷器作为花器的案例。瓶式造型设计的来源多以宋人修订的《宣和博古图》等图谱中的上古青铜祭礼器，按图索骥制作而成；有些瓶型的设计灵感则来自于中西亚地区的玻璃器皿；一些设计新颖又符合功能所需的新器型，尤其是瓷器，层出不穷，如长管多孔的占景盆和花插、口沿呈波浪状的花口瓶等。丰富的器型体现出宋人不拘一格的瓶赏观念：在古雅中追求新潮，在历史感中创新思维。

　　“一剪梅”“一枝瓶”芬芳流动

　　插花技巧由操作者亲自示范和讲解是最理想的解读方式。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经验输出的过程。宋代文献中，关于插花技术的记载只有片言数语。在有限的空间内，对于插花的技术层面，只能采取择其重点，扼要展示。不尽表达的部分，在展览期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另辟展示和研学空间，以“瓶花开落纪春冬——南宋意象插花展”的形式加以补充。

　　在本次浙大艺博馆的展览中，我们设计了几个关联器物的组合展示：“一剪梅”“一枝瓶”通过小口径花瓶、剪刀、仿真梅花的组合陈列，说明宋人插花选择花材的过程如同画家写生花卉时的构思。“满庭芳”的文房用具组合，强调的则是文人书斋空间氛围的营造。在书斋的案头，铜瓶插花不但是视觉的焦点，也是嗅觉的回味。只需一枝花，似乎满庭的芬芳就会随之徐徐流动。

　　至于“三具足”，展现的是另一种插花模式，即佛前供花。以一对花瓶与一只香炉，抑或再加上一对烛台组成的“三具足”或“五具足”的供养形式，也是中国式插花的另一种形态。

　　朝看一瓶花 暮看一瓶花

　　公开披露的前沿考古信息，也是展览的看点和亮点。除了南宋临安城遗址的出土器，本次展览中也汇集到浙江省内最新的考古发掘出土遗物作为展品，比如，这其中有获得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中出土的梅瓶；黄岩沙埠窑遗址出土的青瓷占景盆，揭示宋代浙江青瓷发展中窑业技术的过渡与转变。

　　此外，本次展览中，浙大艺博馆也从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博物馆、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临安博物馆、桐庐博物馆、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以及湖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借展了一些经典花器。尤其是这几件广为人知的孤例名品，如瓶内带有铜管花插痕迹的龙泉窑青瓷花觚；挂于壁柱之上的龙泉窑青瓷半瓶；底部七管连通可分枝插花的龙泉窑青瓷六方占景盆等。考古所的专业人员还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复了一批出土器物，使得展出的文物数量达到了70多件。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在这个讲述宋代“花”与“瓶”的微观主题展中，我们有意放大了隐藏于其间的细微末节，期待观众以今人的眼光去体会，而不仅仅只关注宋人的雅生活。

　　（作者系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研究馆员，本文有删减，标题另拟，图文来源：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