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美术史家、美术教育家和书画鉴定家徐建融主编的《中国名画鉴赏辞典（珍藏版）》即将出版。从动念重编到最终付梓，忽忽已历十余年。徐先生在《前言》中不仅说明了自己的编纂原则与改进之处，也回顾了担任初版《中国名画鉴赏辞典》（编撰启动于1986年，出版于1993年）编委和第二版（新编本）副主编的经历——“一部辞典，牵扯了我近四十年的精力”——可谓感慨系之了。

　　“鉴赏辞典”融赏析读物和工具书于一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创的一种图书形式。以《唐诗鉴赏辞典》为起点和代表的“中国文学与经典鉴赏大系”，已成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广受认可的重要图书品牌。将“经典鉴赏”由唐诗宋词拓展至中国名画，由文学而及美术，在学理上有“诗画本一律”的自然而然，在人事上亦有适逢其会之处。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是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辞海》编纂和修订始终是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名画鉴赏辞典》的历版主编都曾担任过多版《辞海》编委及美术学科的分科主编。据徐建融先生回忆，他之结识伍蠡甫（初版主编）、邵洛羊（第二版主编）等先生并被邀为《中国名画鉴赏辞典》编委，最初也是缘于为他们做《辞海》美术学科的资料工作。由此观之，《中国名画鉴赏辞典》的改版、重编，实则也体现了《辞海》美术学科及40年来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中的推陈出新。这不仅为名画鉴赏的选目和统稿提供了知识体系和学科视野上的强力支持，也保证了其知识信息和相关资料的全面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近20年中，徐先生承担了《辞海》第六、七版美术学科和《大辞海·美术卷》《美术辞典》等工具书的编纂修订工作，而其成果也被大量吸收到珍藏版中，包括资料（如年代、尺幅、藏处、质地形式、画家小传等）的补正、图目的更换等各个方面。

　　编撰阵容的强大是历版《中国名画鉴赏辞典》最为显著的特点和优长。当然，这也是延续了《唐诗鉴赏辞典》所开辟的专家撰稿、精心编校、深耕细作的出版传统。在中国画赏析的领域，正如《前言》中徐先生所言：“通过读此书，不仅可以认识中国历代的名画，更可以认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美术史论界的菁英。”翻开编撰名单，如见中国美术史界的兰亭雅集，真可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几乎囊括了海内外三代学者：高山仰止的前辈，如王朝闻、谢稚柳、王伯敏、林树中等；“星凤般的耆宿”，如周积寅、杨新、单国霖、单国强等；更有许多“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今日已为艺坛、学林的中流砥柱。而在图目的分配上，也是各展其才、各尽其能。如李铸晋以治元代美术史闻名，写了赵孟頫《二羊图》。古陶瓷专家李纪贤写了彩绘陶画《鹳鱼石斧图》《舞蹈图》。钟银兰女士有“钟八大”之称，对八大山人作品深有研究，善辨真伪，八大代表作之一的《安晚帖》自然由她撰稿；作为书画鉴定专家，她为上海博物馆过目鉴定书画数以万计，所写的王翚《重江叠嶂图》也是其中之一。张安治著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研究》一书，写《清明上河图》无疑是手到擒来。聂崇正为清代宫廷绘画研究专家，写了郎世宁、唐岱合绘的《松鹤图》和艾启蒙《宝吉骝图》等。在第二版的编纂启动时，徐建融就提出尽可能选收公家所藏的名品，这一原则也贯穿于珍藏版的重编中。而藏于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的名画一般由本馆的专家介绍。如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神骏图》，由辽博奠基人之一、书画鉴定大家杨仁恺撰稿。另有一种特殊情况，可称为“藏家写藏品”，如唐云写石涛《春江垂钓图》，钱君匋写赵之谦《白莲图》屏条、齐白石《蟋蟀图》扇面，都是以藏家的视角介绍自家藏品，别具只眼。

　　对中国画的鉴赏，“包含鉴定名画真伪和欣赏名画艺术两层意思”（伍蠡甫语），古已有之，代有著述，而汇集如此阵容和多样视角（画家、藏家、画论家等），则不能不说是时代风气沾溉于编书事业。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文化热”中，普遍的理论兴趣和向外求知的强烈渴望，促成了文艺创作、传播和理论探索上的繁荣。中国文艺如何革新和发展，成为学术研究和公众关注的热点，美术界进入空前的活跃状态。“国画改良”曾是画坛几无一人不参与的论争（和实践），也是伍蠡甫一代的学者求索的起点，尘封半个多世纪后，再度指向了现实。伍先生是西方文论与美学大家，熟悉西方美术史，又曾任故宫博物院顾问，观摩、鉴定故宫所藏历代书画，且自身也是造诣颇深的国画家，对传统画论、画史持久深入的研究“有创作和鉴赏的实践作基础”（蒋孔阳语），故能融通中西，同时汲取西方文艺理论和中国古代画学的资源，在中国美术史的现代学科视角下，为中国画鉴赏提供“系统的解释”——这便是《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作为工具书的编纂宗旨所在，也为此后历版重编所坚持。事实上，历版主编除了美术史家之间的代际传承，还有知识结构与学术取径的相通之处。如徐建融亦雅擅丹青，工山水、花鸟，又长于书画鉴定，其“创作和鉴赏的实践”与其画论画史研究正是一体两面、互为基础。

　　进入新世纪，社会环境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发生巨大变化，理论的热潮褪去，文学及艺术完成了学科化，但不再是公众注意力的中心；而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既构成挑战，又创造了新的空间。有鉴于此，以陈平原、陈思和二教授为代表，京沪学界曾就文学及人文教育的意义与方式展开讨论。陈平原教授认为，“因（互联网时代）检索极为方便，记忆不太重要”，文学教育“当以阅读、品鉴、分析、阐发为关键”。陈思和教授认为文学教育不限于专业，而其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提高对象的审美能力”，遂主持教学改革，开设“文学原典精读”系列课程。揆诸绘画，其理亦同。而中国画史之“原典”，即是历代流传的名画。中国名画的系统性鉴赏，对于作为专业的绘画及美术史学科，对于大众人文素养、审美意识的培养和提高，至今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这正是《中国名画鉴赏词典》一再重编、力求后出转精的动机和动力所在。

　　如同文学的原典精读须以文本为基础，中国画的原典精读当以图像为前提。从出版的角度，即使学者、书画家、收藏家们多有寓目真迹的经验，他们的文字也终究无法替代直观的视觉体验。其实直到本世纪初，我们能看到清晰完整的名画图像的机会还很有限，但之后随着技术进步和互联网等新媒介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藏品的公开，丰富到令人目眩神摇的图像资源带来了艺术史研究和教育上的各种革新。而这也成为珍藏版在“后出转精”的努力方面最为显而易见的部分。主编与责任编辑都尽己所能，弥补过往版本囿于时代条件的图版印制缺陷，让高质量的图像呈现与前辈大家的文字能相得益彰：即使长卷巨轴，也尽量完整收录，而非仅窥一斑；全图以外，一般也随文附局部放大图，以便欣赏细节、辨别技法；图幅较多的册页（如《华山图》册、《心赏图》册等），限于篇幅不能尽收，但行文提及者必配图。

　　十年磨一剑，今日把示君。这会是一堂中国画的原典精读课，一段无处不是诗意又无处不是画意的纸上卧游，而在智识、技艺和美之外，一以贯之的，则是对这份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情”。《中国名画鉴赏辞典》随时代而不断改进完善，历任主编的学术主张和倾向各有不同，而爱画之深，情有独钟，则别无二致。古人云：“千载寂寥，披图可鉴。”无论学古还是变古，传承或是创新，读者披阅时能“生情”，才是一切旅程的起点，是编书人最大的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