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廖静文于1950年4月26日给“海霞”写信，那么海霞是谁？与徐悲鸿有何交往，又为何称为亲家？庆犁又是何人？信中所谈自传与手续及与阎宝航、周总理又是何事？

　　有人说“海霞”是画家何海霞，也有人说不是。那到底是不是呢？

　　从徐悲鸿1948年大暑撰写的《李时霖先生画展介绍》中我们发现，他信中的“海霞”并非别人，而是李时霖。且从1947年到1953年里，徐悲鸿致李时霖的信札（含信封）竟有23封之多，这23封信札历经世事沧桑，穿越战火纷与“文革”动乱的年代，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更难能可贵的事，它们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岁月，再现了徐悲鸿与“海霞先生”鲜为人知的知交故事。

　　那么徐悲鸿频繁与之通信的李时霖又是谁呢？

　　李时霖（1893年—1980年），字海霞，号白牛邨人，江苏省松江县枫泾镇人。1921年考入外交部当录事，1923年被派往中国驻日内瓦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代表办事处任主事。1924年至1933年先后到意大利、墨西哥、智利任外交官。1934年任交通部直辖福州航政办事处主任。1936年任厦门市市长。1938年10月被派往南洋，访问侨领、吸收侨汇、劝募“救国公债”。1940年任上海太平保险公司马来西亚槟城支公司经理，直到1942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霖发挥其所长报效祖国，在中国文联干部学习班、中国音乐学院等教授西班牙语至1966年，为我国培养了大批西班牙语人才。1964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上世纪20年代，游学欧洲的徐悲鸿与时任外交官的李时霖结识于巴黎。在徐悲鸿困窘之时，李时霖曾慷慨相助，赠予徐悲鸿西服和皮鞋等物，自此结下了长达30年的深厚友谊，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末，徐悲鸿与李时霖同在南洋旅居，李时霖十分钦仰徐悲鸿的为人和画艺，而徐悲鸿也十分敬佩李时霖的人品，二人往从过密，意气相投、推心置腹，成为莫逆之交。

　　1939年1月徐悲鸿赴南洋举办抗战筹赈画展，直到1942年新加坡被日军占领而被迫回国。1939年至1941年这期间，徐悲鸿与李时霖同在南洋，李时霖在自传中写道：“其时，我国两画家徐悲鸿、司徒乔及文人郁达夫（福建省政府同事）等都在南洋避难，我利用业余时间经常访问他们，感情很好，从此订交。”

　　1941年徐悲鸿赠予李时霖一把折扇，并把自己旅印期间游历名山大川所感杂诗之一题于折扇正面：“茂林尽处百千家，极目寒江啼晚鸦，最爱盈盈东逝水，清名让与恒河沙。廿九年岁始，偕国际大学师生游于恒河上之Rajmahal口占，书奉海霞老友雅正，悲鸿”。李时霖深念老友的情笃义深，把折扇精心收藏。1947年齐白石在此折扇的背面作大写意水墨葡萄画赠与李时霖。徐悲鸿、齐白石两位大家珠联璧合的题诗和作画，使得这把折扇弥足珍贵，也见证了徐悲鸿、李时霖、齐白石三人珍贵的友情。

　　1941年秋，黄曼士向徐悲鸿索求《八骏图》，悲鸿作《十骏图》并题：“四皓九老七贤会，此幅应为八骏图。多写几驹来凑数，其中驽骀未全无。曼士二哥一笑。”又为黄孟圭作《十一骏图》，题：“两人似为牧马者，实与他全无关系。听说马粪能种菰，大约他来看一看。”而所绘《八骏图》却是为李时霖所作。在《回溯南游》一书第84页，李时霖记述道：“三十年十一月中余由槟城返香港……。余九龙寓中行装，悉被盗劫，所异者，徐悲鸿教授所绘之《八骏图》，匪徒独舍此而未携，故至今藏之。”

　　徐悲鸿画彩墨《十一骏图》送给黄孟圭，画《十骏图》（又称《春山十骏图》）送给黄曼士，是为了表达对黄孟圭、黄曼士兄弟二人的情谊。《八骏图》是徐悲鸿送给李时霖的，该图是徐悲鸿与李时霖友谊的象征。

　　书画、收藏是徐悲鸿和李时霖的共同爱好。每当看到了心仪的画作，他们都会相互告知。收藏到了书画佳作，更是一定共同鉴赏，交流所见，分享愉悦之情，作为生活中的极大乐事。徐悲鸿1937年重金购买并收藏了视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后，曾一再出示该画卷与李时霖共同欣赏，并请李时霖写跋。在《回溯南游》一书第35页，李时霖记载道：“在槟城时，适徐悲鸿兄自印度诗人泰戈尔处携归其七十二神仙卷（应称八十七神仙卷），承其一再出示，全卷为道教之天神仙女，笔力遒劲中带妩媚，似非李公麟不辨，与日本所藏武宗元卷，毫无二致，悲鸿珍如拱壁，价等连城，曾嘱余为文跋之。顷有人述及，此卷于前年悲鸿道经云南时，为某大吏之侄窃去，噫！此贼亦雅已哉！”

　　1948年李时霖为刊印先父李常瀛遗作，赴新加坡举办画展筹措资金。徐悲鸿撰写了热情洋溢的画展序文，在文中全面介绍李时霖，盛赞其人品“服官廉洁、政声卓著、孝思弥笃、至堪钦佩”。

　　新中国成立前，二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不仅经常书信往来，或谈论国事、或切磋交流书画技艺，视如知己，而且两家人的走动都十分的热络频繁。每到北京鲜花盛开的季节，徐悲鸿必会写信邀李时霖携其藏画来京小聚，住在自己家中，待若亲人。“弟招待不周，殊为惭怍，南返望先来平，仍至舍间，更望携尊藏共赏也。”“兄何时来平，请仍居舍间。”即使偶有不便，也写信致歉：“惟舍间因小儿自青年军复原由东北返家，又因内弟自湘来平，刻有人满之患。兄若早来原无问题，可以下榻。兹因事实不克相邀，歉疚无以，祈谅之，但至欢迎来平也。”

　　1949年6月李时霖幼子李光夏出生，徐悲鸿写信道贺“弄璋之喜”，并绘扇面《小牛图》祝贺，为加深与延续两家人之间的友谊与亲情，1950年4月26日，两家人商定结为干亲，徐悲鸿、廖静文收李光夏为义子，并为李光夏起名为庆犁，与儿子徐庆平同为“庆”字辈。徐悲鸿致李时霖的信中写道：“海霞亲家惠鉴：……庆犁与牛照片甚好！甚可爱！犁者，小牛也，故取此名。”这就是徐悲鸿称李时霖为“海霞亲家”的缘故。

　　1953年，李时霖六十初度，徐悲鸿作《牛饮图》祝贺。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写信一方面动员李时霖参加学习，一面向周恩来总理推荐李时霖入华北革命大学。此事经阎宝航办理。只可惜李时霖因在香港处理事务，未能及时到京，误了开学日期，而未能参加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李时霖深感有负于周恩来总理的盛意，终生引为大憾。此外，为了帮助李时霖夫人金琴隐找工作，徐悲鸿还写担保证明。

　　徐悲鸿为帮助好友，想方设法，竭尽所能。

　　徐悲鸿1946年到北平后，购买并收藏齐白石很多的书画作品，其中有一巨幅篆书对联“正谊不谋其利，非学无以广才”。上题“悲鸿仁友教正，戊子八十八岁齐璜白石”。该作雄浑苍劲，如凿入木，徐悲鸿爱不释手，悬挂家中，时时观看。李时霖看到之后也极为赞赏。看到好友如此喜欢，徐悲鸿当即慷慨相赠，并在下联上题记“海霞老友爱之，即以奉赠。悲鸿己丑冬日”。

　　1953年徐悲鸿去世，妻子廖静文将他所有的画作和毕生收藏连同最后生活的房子都捐赠给国家。为了表达对好友的怀念，李时霖将他所藏上述对联、《牛饮图》，以及那把徐悲鸿题诗、齐白石作画的折扇都无偿捐给徐悲鸿纪念馆。这是何等令人敬佩的慷慨无私和令人动容的“君子之交”。对联中的“正谊”，即真正的友谊，由三位书画大家给予了最好的诠释。

　　“少年场，金兰契，尽白头。”这就是徐悲鸿与李时霖这对老友，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金兰知交。正如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庆平所说：“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对于朋友给予家人、手足一般的关怀，竭尽全力地施以援手，让人们的内心受到震颤，涌出暖流。有过痛苦经历的人都会明白这种友情的可贵，而又有谁能够只有幸福的欢笑而从未有过任何痛苦呢？”

　　愿我们每人都能有幸结下这样的挚友。

　　（作者为徐悲鸿纪念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