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画作品上钤印，至今尚无从确考始于何时，从流传的实物看，唐朝书法上已有用印，但无法确定钤印者究竟是作者还是后人。至宋代，书画创作中开始出现钤印，但仍未普遍。元代以后，渐成风气，特别是到了明代，书画家在其作品上用印的形式已经相当成熟、周到。近现代，印章更是成了书画作品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构件，书画作品用印的印面风格、印文内容乃至印章大小、钤盖位置等都反应了作者的综合素养。

　　徐建融先生博学多艺，在儒学、美学、文学、戏曲、史学、哲学、兵法、佛学乃至自然科学等经、史、子、集的诸多领域都有涉及，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更兼擅书画创作。对于如何在作品上用印也极为重视和讲究。先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曾操刀刻印，其早年用印皆出己手，印风高古，颇为可观。虽然后来不再刻印，但对篆刻一道终未疏离。

　　徐先生尊崇儒学，以“思无邪、知圣述、行毋我、事随人”为座右铭，七十岁后便不再向印人求印，遇印人主动提出赠印也大都婉拒。两年前，先生检出箧中海内印人历年为其所刻印章三百馀枚，嘱我钤拓，装订成谱，得一函六册，名曰《长风堂印象》。借此机会，我得以完整接触到先生的书画用印。这些印的作者中，既有如高式熊、张用博、韩天衡、陈茗屋、徐云叔、陆康、刘一闻、孙慰祖等印坛名家，也有周建国、吴承斌、吴友琳、施晓峰、张奕辰、徐庆华、鞠稚儒等印坛中坚，承蒙先生抬爱，我也忝列其间。

　　古今书画家所用印章，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姓名章和闲章，前者所包含的内容，不外姓、名、字、号、郡望、年份、里籍等客观的信息，通常起到标记凭信的功用，而后者内容则多为警句格言，遣词往往短小精炼，在反映印主生活旨趣、风雅情操、审美主张等功能之外，对于布局书画的构图、引申作品的意境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先生的用印除名章外，不乏金句隽语，其印文或出自典籍，或摘自自作诗词，是其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的外化和集中体现，钤盖在他的作品上，不仅仅是作为点缀或印记，而是具有很深的内涵，是其艺术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品赏这些印章，有助于了解、研究先生的旨趣以及学术、艺术思想。篆刻家张奕辰撰有《徐建融印说》一文，详细解读先生书画用印。今不揣孤陋，续貂补充如下：

　　“辰无执”印数方，古时以干支纪年，岁在辰为执徐。《尔雅·释天》：“（太岁）在辰曰执徐。”陆德明释文引李巡云：“执，蛰也。徐，舒也。言蛰物皆敷舒而出，故曰执徐也。”所以“辰无执”便是“徐”。因为干支纪年太过高古艰奥而使用者鲜，故见此印者，如无小学功底，往往不知其意。

　　“圣诞同明”印数方，“圣诞”指至圣孔子的诞辰，“同明”即为同月同日之意，按公历算，先生诞辰恰与孔子同月同日而后2500年。“……徐氏逐渐由倾慕道释向儒家的正统思想靠拢，并将读孔孟以修养心性作为他的一门重要课业。孔子自述‘代圣人立言’，徐氏亦‘述而不作’，自承不过‘代孔圣立言’，是印自励之意溢于言表。”（张奕辰语），同义印有“与圣人同明”“述圣文房”“述圣文房之印”等。

　　“瞿卢折娜”，梵语，出自《金光明经》，即牛黄，可入药，亦为佛教用香常见的三十二味香料之一。先生出生于己丑年，属牛，故此印可视为出生纪年印。另有“己丑”数印。

　　“长风堂”印，这是徐先生最为常用的斋名印，取意于刘宋宗悫“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及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句，同时也有仰慕张大千“大风堂”并发扬其艺术思想之意。同义的还有“长风雅集”“长风堂书画记”“长风堂画賸”“长风堂诗文书画之印”“长方万里”“醉长风”等印。

　　成家立业、安居乐业，这一基本人生理念历来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所向往，书画家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往往喜欢给自己居住或读书、休息之所取一个很雅致的名字，这一嗜好究竟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斋馆名是主人思想情怀、人生志向之寄托，如同透视主人心灵的一扇窗户，独具真实而丰富的文化内涵。斋馆名通常会被郑重其事地书写、制作成匾额，悬挂在居室最显要的位置，有的还特撰铭文、对联，或刻碑以志纪念，明代学者高廉所写的《高子书斋说》，对书斋的布置、格局一一介绍，更成为中国古代书斋定型的典范……凡此种种，形成了中国文人特有的斋馆文化现象，千百年来，此风一直盛行不衰。以现有资料看，最早以斋馆名入印的，是唐朝的李泌。元代吾丘衍《学古篇》载：“轩斋等印，古无此式，惟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印，白文玉印，或可照例。”明代甘旸在他的《集古印谱》卷五“端居室”印下注曰：“玉印，鼻钮，唐李泌端居室，斋堂馆阁印始于此。”这一提法似至今未有争议。明代以降，文人篆刻斋馆印之风愈演愈烈。有趣的是，文人学者虽多喜自命室名，但不一定每一室名皆确有其室存在。大部分文人本无其屋，却寄兴于刀、石而凭空建造。明代书画家文征明曾说︰“我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可见印中斋馆，大多是有名无实的。

　　徐先生在纸上营造的斋馆，除“长风堂”外，尚有多种：

　　“清溪别业”，先生旧居高桥镇雅称清溪，故名。

　　“毗庐”“毗庐精舍”“毗庐精舍画賸”诸印，“毗庐”为梵语（Vairocana）音译，毗卢遮那，意为照耀，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徐先生所学涉猎范围极广，于佛学亦有研究，交游中更有不少是大德高僧。这方斋名印,可见其对佛学探测深度之一斑。

　　“曼陀罗龛”，徐先生早年有过相当长的务农经历，使得他对绿植有着特殊的情感，即便离开农田多年以后，仍然能够不假思索的准确说出田中、道旁种植的各种植物的名称。曼陀罗即山茶的别称，徐氏旧宅中植有山茶、紫藤、桂花等多种草木。眼前有景，胸中有诗，这入眼处满是生机的一片翠绿，为先生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和灵感。“紫藤花馆”“桐荫书屋”“碧梧桐馆”“拥翠山庄”“天香花馆”“双桂轩”这些斋馆名文辞优雅，诗意盎然，虽也是徐氏于“印上起造”，却又是现实生活的大化文章。

　　“见贤思齐”句出《论语·里仁》，徐先生崇儒尊孔，律己甚严，在业界虽然早已是成就斐然，却一贯保持着谦和低调的作风，吸取他人的长处，从而达到人格和学问的完善和提高。

　　“左图右史”，出自《新唐书·杨绾传》，形容室内图书多，指嗜书好学。徐先生尚斯文，主张“知行合一”的学习方法，通读四书五经，精研画史理论的同时又注重创作实践，故而理论与实践两翼齐飞，相辅相成。

　　“徐家野逸”“江南潇洒”印，后蜀黄筌与南唐徐熙同为五代时期花鸟画的代表人物，被后人并称为“黄徐”。黄筌作画细笔勾勒、填彩晕染，以秾艳胜。徐熙则浓墨粗笔、略施丹粉，以骨气胜，故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论。

　　“一片江南”印，“一片江南水墨图”（宋·刘敞）、“一片江南春色晚”（宋·汪莘），江南，在文人的眼中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位置，而是一个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文化概念。疏淡悠远的江南景色，可入诗，可入画，可能意味着一片美丽的水乡景色，也可能是一种优雅的文化氛围，或者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菩萨鬘妆微妙相”，“鬘”指美好的头发，“微妙相”为佛教术语，指的是佛的种种殊胜相好。在佛教经典中，尤其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和《方广大庄严经》中，对于微妙相有着详细的描述。微妙相共有三十二种，称为三十二相，每一相都代表了佛的某种特殊的德性或特质。此印相应用于佛教题材的绘画中。徐先生于佛学深有研究，与之内容相关的尚有“如来自在”“金刚般若”“十万香花”诸印。

　　“春秋演义”印，《春秋》为六经之一，演义作表演解。“六经诸史变传奇”印，“六经”，中国古代的六部经典文献，分别是《诗经》《书经》《礼记》《易经》《乐经》和《春秋》；“诸史”泛指正史、野史中的人物或事件。“六经皆史”是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六经不仅是儒家的经典，也是古代历史的记录。此印可解读为历史的经典文献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各种传奇故事相结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叙述。“八秩长安听华夷”印，长安大戏院是闻名遐迩的老字号剧场，始建于1937年。在古代文献中，“华夷”既可以指汉族与少数民族，也可以指国家的疆域，京剧的剧目多为爱国主义的内容，故又指京剧。徐先生于戏曲亦有涉猎，与梨园名角多有交往，兴来时也能唱上几段。1931年6月，位于高桥的杜家祠堂落成，当时京剧界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悉数到场献演，一时轰动，先生每每谈起这“天下第一堂会”，颇为感慨。先生曾应邀赴京参加长安大戏院成立八十周年庆典，为绘戏曲人物80帧，生、旦、净、丑，各色人物，形神具备。画作中，以上数印，或引首、或押边、或压角，无不体现了先生对于创作的惨淡经营。

　　“寂寞秋风冷”“无剑作龙吟”“梅雨洗江南”“龙吟秋水冷无声”“一天凉月浸诗魂”“知无天意惜闲云”“龙光牛斗射春秋”“多情可待铸诗魂”“行云流水忆髯苏”“龙光斗牛射春秋”“收拾在琅嬛”，这些或豪气、或婉约、或清雅、或潇洒的印文，均出自于徐先生所作的诗词，根据画意而用，与画面相得益彰。先生旧学功底极好，撰有《毗卢精舍集》。但凡有同好索请在书画上题跋，往往思若泉涌，视尺幅之长短，援笔疾书，一挥而就。短文则言简意赅、简明扼要，长文则旁证博引，洋洋洒洒。而无论文之长短，皆言之有物，绝不泛泛而谈。

　　世人向有“字如其人”的说法，意思就是字的笔画、结构、布局等元素不仅体现了书者的基本功力，还反映了其修养素质、意志情趣和情感变化。画然，印亦然。对印文的选择，正可以反映出印主的人生志向、学识才情、审美理念。先生曾说“画品即人品，人品看文心；文心在闲章，闲章真心印。”以此反观先生用印，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