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艺术大师，融“诗、书、画、印”四绝于一炉，取得了杰出成就。著名书法家、篆刻家沙孟海曾经说道：“昌硕先生以诗、书、画、印四绝雄视一世，一般看法，他的最基本功夫是放在书法上的。”

　　书法，是吴昌硕艺术的基础，绘画离不开书法，篆刻更是离不开书法。在诸多书体中，吴昌硕一生用功最勤的便是篆书。对石鼓文书法的毕生探究，成就了其篆书艺术，并且在临学过程中，能够做到汲古出新，形成自己的风格。吴昌硕的艺术成就，并不仅仅靠天分，更是他比常人付出了百倍的努力。

　　笔者供职于吴昌硕纪念馆，常年浸润在艺术大师的作品中，特别是对馆藏不同时期吴昌硕的篆书作品，通过反复研学，感悟颇深。现就其篆书艺术的成长谈点个人体会。

　　时人入手的研习阶段

　　吴昌硕初学篆书从杨沂孙、邓石如诸家入手。从他早年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杨沂孙作品的研习是下过一番工夫的，其书风特点是用笔含蓄凝练，结体工整严谨，圆中带方，方中有圆，婉转流畅，藏头护尾。如1879年吴昌硕为甫江仁兄所作的篆书《“万顷半潭”七言联》。虽然此时他个人风格还没有明显呈现，但是对于篆书的学习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日后自身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丙戌年（1886），吴昌硕与潘瘦羊同游虎丘山，作诗相赠。潘瘦羊知道吴昌硕一向对石鼓文有嗜癖，就将家藏的当朝名臣、书法家汪鸣銮（字郋亭）收藏的石鼓精拓本赠答。吴昌硕如获至宝，沉迷于此，数十载反复临摹研习，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收获，由此奠定了他的篆书基础。吴昌硕还专门作了《瘦羊赠汪郋亭侍郎鸣銮手拓石鼓精本》长诗，其中“金石刻画年复年，锲不能舍笔渐努”“清光日日照临池、汲干古井磨黄武”，道出了此时无限惊喜和决意终生学石鼓的心意。

　　贵能深造的探索阶段

　　经过前一阶段的积淀和修炼，吴昌硕对《石鼓文》的揣摩已有了相当的深度。以“画当出己意，墓仿随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及“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的思想指导其对“石鼓”的深入研习。他临摹石鼓文，在临习小篆的基础上，已不局限于一笔一画的描绘，随意取舍，使石鼓文渐生奇姿，“结法渐离原刻”，在中锋平正、结字宽绰的风格中蕴藏着即将爆发的“郁勃之势”。

　　吴昌硕在65岁时，临石鼓文落款中称：“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此时，吴昌硕所写石鼓文注重的是整体气势的突出，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临气不临形”之境界，如1909年，吴昌硕为殿臣仁兄属集石鼓十四字《“白兔黄马”七言联》，作品气势雄浑而韵味醇厚，庄重大气而又不呆板，仔细研习不难看出，书家是以苍劲雄浑的石鼓之气统领整幅作品的气韵，又巧妙地揉入了小篆的劲挺秀雅之意，揭开了篆书书写的新篇章。一改原拓方正的结体，开始出现左低右高的偏斜之势，用笔粗细变化明显，有灵动之感。说明其篆书风格逐渐摆脱了石鼓文方正平整的结构，字形修长，姿态横生，正是受到小篆字形结体的影响。从结构上看，上紧下松，下半部分飘动摇曳，活泼灵动，神采奕奕。此时，吴昌硕对石鼓文的学习又更上了一层楼。不论是对石鼓文的临摹还是集石鼓文的楹对墨迹，都是全出己意，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此期作品，凝练遒畅，打破原石鼓文的方整、均匀、对称，代之以左右上下相参取势，横画已无纯粹的平直，长画则纵放有致，一个活脱脱的“吴氏石鼓”面目完全确立起来。

　　自成风格的成熟阶段

　　70岁以后，吴昌硕的石鼓书风已然成熟，其用笔的熟谙已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对临写石鼓文需掌握的要素“重严而不滞，虚宕而不弱”心领神会，字的线条丰富多变，常方圆互见。结体上则左右紧束，上下纵展，彻底改变了石鼓文方正圆匀平整的形态，充分显示出恣肆烂漫的艺术生命力，如1920年，吴昌硕为仲篪仁兄属书，为集残本石鼓字的《“鱼如虎惟”七言联》，线条纵横豪肆，结字以自然参差取势，凝重中更见活泼。

　　吴昌硕不仅喜爱石鼓文，对散氏盘也偏爱有加，他将金文强烈的艺术个性，揉入了石鼓文当中，大大增加了石鼓文的艺术魅力，如1922年，吴昌硕试濠叟藏墨，集散鬲字于海上禅甓轩的《“自奉又传”七言联》，在用笔上用如“屋漏痕”的笔法和浓墨来表现散氏盘的恣意狂放，在字形结构上将散氏盘的天真自然融入石鼓文的创作中，错落险峻，随意布形，不拘一格，用笔如刀，给人以铜浇铁铸的力量。

　　吴昌硕晚年书写的石鼓文，古朴又不乏灵动，充分显示了郁勃烂漫的艺术魅力，此时再临摹石鼓文便是了然于心，取舍有度，到了遗貌取神、临神不临形的阶段。1927年吴昌硕为犀园仁兄三十大庆作《寿》字，线条丰富多变、方圆结合、开合有度，功夫已臻登峰造极之化境。“石鼓篆书第一人”，再无人出其右。

　　吴昌硕魔术般地挥动巨笔，创造了一个境界高远、意态万千的“动态石鼓”世界，开创和带动了一个时代崭新的书法面貌。石鼓文成就了吴昌硕，吴昌硕也让石鼓文得到传扬，可谓彼此相互成就。用吴昌硕自己的诗来说，就是“不知何者为正变，自我作古空群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