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画家，虽然漫画一词早有出现，但在中国，从丰子恺始，这个概念才作为一个新兴词语普及开来。丰子恺的老师姜丹书曾如是评价丰子恺的作品：“子恺的漫画，是另有一功，与他人所作的味道不同，觉得醇厚而有蕴藉，尤妙在题字，只要寥寥数字，便能将全局抓住，深入浅出，余味无穷，言之有物，笔不虚发”“子恺的语体文，亦很成功，长于描写事物，亦庄亦谐，形容得很轻松，指发得很深刻，妙在能搔着痒处打着痛处，幽默之趣，自在言外，乃是精于运思、巧于运笔者”。可以说，丰子恺的漫画和散文在创作思想特色和艺术追求方面是一致的。

　　丰子恺与莫干山有缘，至少三到莫干山，第一次作了三幅速写、半篇游记，第二次拍了数张照片，最后一次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五集之画。

　　1935年4月21日，丰子恺约友人谢颂羔一同赴莫干山拜访李圆净，顺便看望在李圆净家做家庭教师的胞姐丰满。丰子恺第一次去莫干山，在三桥埠车站附近茶馆作了一幅速写《乡村茶坊》。从画面上看，这茶坊倒不算太简陋，既有像样的高大的梁柱，茶桌边还有像样的衣架，茶桌上摆着一把大茶壶。只是围坐在茶桌四周的茶客，显然不是属于雅人君子之辈，迎面而坐的似乎是小乡绅之类人物，戴着一顶瓜皮帽，手持一竿半长不短的烟杆，正侃侃而谈，不过座中尽管有的听得聚精会神，但也有的漠然置之。

　　丰子恺与友人从三桥埠上车向庾村去，因车子半途掉了一颗螺丝钉，熄火了，辗转叫城里派师傅来修，耽搁了两三个小时，最终向路边茅屋人家借用工具，总算修好。丰子恺和友人在莫干山上住了几天，下山后想写篇游记回忆此行，觉得还是半途抛锚发生的事情值得记叙，于是写了《半篇莫干山游记》，却比很多山水游记写得有趣，发表在《论语》杂志上，一时脍炙人口。

　　在丰子恺眼中，上莫干山途中的见闻是绝妙题材，他在绘画上一向主张“化古”“有我”，要摹写当下的现实生活，乃有速写《旷野中的病车》《都会之客》。丰子恺在《画友——对一青年习画者的谈话》中坦言：“前会我从莫干山回来，许多人问我描了多少画来。实际，我在莫干山住了三五天，一张画也没有画。我的速写簿天天躲在我的袋里，始终没有见过莫干山上的天日。为了那山上并没有什么可画，还不及山下的乡村市井间的画材的丰富。然而听到我这话的人都表示不信，他们总以为我防别人‘揩’我的画‘油’，所以秘而不宣，真是天晓得了。除了天以外，只有我的画友晓得。”

　　就是1935年，中国驻瑞士公使戴葆鎏、顾娱春夫妇专程从沪来石门缘缘堂访丰子恺，而丰子恺适去莫干山。戴葆鎏没有见到，请求得到丰子恺一点作品留作纪念，丰子恺的幼女丰一吟做主，将《大旱之望云霓》画稿赠予对方。

　　1955年7月，丰子恺第二次上莫干山，率妻徐力民、幼子丰新枚、幼女丰一吟、长媳戚志蓉、三女婿王维贤、外孙宋菲君等来此避暑。丰子恺与家人游遍塔山、芦花荡、天桥等山中名胜，并留影多张，其中有一张丰子恺坐在芦花荡公园石级上的照片堪称经典。据丰一吟著《爸爸丰子恺》：“1955年，举家上浙北的莫干山，连妈妈的妹妹联阿娘和先姐的长子宋菲君也一起去，住在‘莫干山旅馆’。”

　　1965年7月，上海奇热，丰子恺上莫干山闭门绘制《护生画集》第五集，以表达对恩师弘一法师的特别纪念。7月2日，丰子恺致新加坡广洽法师信，表示“弟正欲于明后日动身赴杭转莫干山……上山住若干日未定，总之，画完九十幅即下山。大约需一个月余也，立秋前定可完成寄上。”数日后，他又复广洽法师信，告知自己近况：“入山已旬日余，作画工作顺利。”8月25日，丰子恺自莫干山返沪，将《护生画集》第五集画付邮寄广洽法师，“字画皆描长方框，并注定页码次序，故付印较易，就此制版即可。只须在首尾加排序文目次及后记。收到之后，功德可云圆满。”9月，广洽法师募款于新加坡出版《护生画集》第五集，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