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写下这个题目时，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

　　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快递了样书《一个文人及其时代——通才姚茫父》（上下册）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最关心和支持我写作的两位老师看不到了，于是我给编辑提了一个请求，在书的扉页写上：

　　谨以此书献给我两位敬爱的学术指导老师：邵大箴和陈履生先生。

　　我并不是两位老师的正式学生，我称他俩为“学术指导老师”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一直鼓励着我成长，在三观上引领着我，不偏离，不偏激；他们是同一领域的专家，都希望我成为一名真正的独立自由学者。

　　认识邵先生的时间可以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欣欣向上的美好年代，人与人之间似乎很松弛平和，那时我是一名编辑兼任记者，工作的性质就是与专家学者打交道。我记得邵先生写了一篇《〈卢浮宫〉电视系列和冯薇》，用很朴实的语言怀念一位因乳腺癌突然离去的中年编导冯薇，文内对冯薇女士病前病后以及去世后邵先生到家慰问的细节描写，那种发自肺腑的惋惜和痛心，让我觉得邵先生的心灵无比细腻和温情。现在当我们缅怀邵先生高山仰止的学术高峰时，还有人会记得他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深情小文吗？

　　后来，邵先生成为美术评论和艺术史方面的泰斗。2008年邵先生前往墨尔本参加第32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我有幸尽地主之谊接待了他，他仍然一点架子也没有，讲话风趣幽默，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感谢邵先生把我引荐给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先生，邵先生的睿智和对陈先生能力的了解，认为我到陈先生手下工作是能最大地发挥潜力。同时也感谢邵先生把我的拙稿《百年袁家》推荐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总编刘瑞琳，使书稿得以又顺又快地出版。回想那有限的几年美好时光，邵先生经常到国家博物馆出席开幕式，而陈先生往往是邀请人和主持人。趁空隙我会请邵先生喝一杯咖啡，向他汇报我所做的工作并聊聊自己的感悟和见闻，邵先生一定会开怀大笑，我想他在这样的场景下是很放松的；而陈先生那时是最忙碌的人，但只要看到邵先生在，一定会停下他匆忙的脚步，坐下来与邵先生叙叙旧。

　　我一直是属于那种随心而居的人，后来就随心去了贵州贵阳。刚到贵州时，邵先生建议我了解一下贵州百年美术史。有一天，我告诉邵先生，曾经在中国美术馆看了两个特展，令人影响深刻，一是“朽者不朽：中国画走向现代的先行者——陈师曾诞辰140周年特展”；一是“此中有真趣——纪念陈半丁诞辰140周年艺术展”。我觉得从贵州大山到京城中举的姚茫父与他俩是同龄，而且有很多的交往，世人对姚茫父的了解少之又少，所以我开始萌发写姚茫父在艺术领域的作为。邵大箴和李松在《20世纪北京绘画史》中这样评价姚茫父的绘画“以山水为主，崇尚北宋的雄伟山水，喜画寒林；笔法则融入碑学书风，尤注重从汉魏刻石和画像砖中汲取营养，以书法入画，古拙有奇趣……”后来邵先生还特别请人给我发了几幅中央美术学院馆藏的姚茫父高清山水画和清供图。

　　2019年底，陈先生到贵阳孔学堂讲座，我和时任孔学堂的书记和主任索晓霞一起陪同他去贵阳花溪久安乡，因为那里有一个“茫父艺术中心”，陈先生参观后感言姚茫父当年在北平与陈师曾并称画坛的领袖，实际上给了姚茫父一个正确的定位。没多久，疫情来了，世界按下了暂停键，我正好有时间安静查看资料，开始动笔写关于姚茫父的文章。

　　邵先生和陈先生都是美术理论和艺术史专家，我刚开始重点就是写姚茫父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以及他在京城与画家们的交集，比如与陈师曾，与齐白石，与陈半丁，与王梦白等，写了几篇之后，有幸经陈先生的推荐发表，还参加了2023年北京画院年会暨“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学术论坛。

　　这些文章的发表后也同样受到邵先生的鼓励，他认为我应该结合姚茫父的经历，把他放到时代背景中去写更有意义，他的话从某种意义上点亮了我，因为姚茫父的个人经历与我写的《百年袁家》前半部几乎是同一时代背景，这就是后来书中主标题为《一个文人及其时代》，副标题才是——通才姚茫父。姚茫父的一生，经历了改朝换代，经历了世纪之交，经历了革命运动，经历了从旧到新，经历了从大清帝国士大夫和“臣民”到民国“国民”或“逸民”的心态和情感的转变；本书把姚茫父作为一位清末民初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一位传统士人和艺术家的家国情怀和心路历程进行了一个特殊的个案研究，从而让我们看到一位传统文人在时代变化下之命运。

　　邵先生一生没到过贵州，好几次想邀请他贵州讲座，都不巧。2021年11月，“文心墨韵——邵大箴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因为疫情，我没有赶去北京参加展览，深感遗憾。2023年底，匆匆见了邵先生一面，看上去很消瘦，但精神状态尚好，他一直说自己太忙了，等稍微空闲一些，让我在北京多待一阵子，可以给他做系列专访和口述，写一部关于他的书。没想到的是，与邵先生最后的联系停留在了2024年4月20日。

　　而陈先生在2023年7月也大病了一场，不过他觉得自己恢复得很好。他一直关心我的书稿进程，并借一本最新出版的姚茫父画册给我参考。他还对其中一幅姚茫父的书法对联进行仔细研究，并发信息给我：“姚茫父把七言联的头两个字。五百三千分别写到一个字上。猛一看，以为是个六言联。所以这就对后人欣赏造成了麻烦。但是也表现出了他独特的智慧以及对文字书写上的一些独特的思考。实际上他的文人趣味很浓。”

　　我几次对陈先生说，邵先生离开了，他的展览我没看到很遗憾，陈先生宽慰我说，他将要给邵先生在他的家乡江苏丹徒美术馆策划一个更全面的展览，时间大约在2025年10月。同时我也告诉陈先生，我的书稿估计2025年春节后出版，他听了很高兴，还答应到时给我写一篇书评，可是，书稿推迟出版了，最终他还是没看到。现在，在我这里，甲辰冬月他在得心斋给我写的一个乙巳年大吉的“福”字和送给我一本《壶中天地》的签名成为绝笔。

　　邵先生在《〈卢浮宫〉电视系列和冯薇》文中最后一段，引用了著名作家宗璞（冯薇的姨母）所写的悼念自己甥女的诗。而我在邵先生写上述文章的36年后，作为本文的结尾，以此悼念我的两位老师：

　　一片叶子正闪耀着翠绿的光泽，离枯黄还远，还没有能够充分向着阳光显示自己特殊的纹路，骤然不得不辞去枝头，飘向永远的归宿，怎不让人于人生短促的叹息中更叹短促，于死别的悲痛中更感到委屈，于不可改变的遗憾中又添了特殊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