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在青海扎陵湖北岸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的石刻，消息一出便引发学界与公众的广泛讨论。这场围绕石刻真实性的论辩，本身已超越事件本身，成为观察学术生态、知识传播与历史研究方法的绝佳样本。笔者仅从论辩带来的启示出发，结合20世纪60年代震动学界的“兰亭论辩”，或许更能触摸到中国学术史上“以辩求真”的精神脉络与思想碰撞的深层价值。

　　论辩的首要意义，在于印证了“真理越辩越明”的朴素规律，这一点在“兰亭论辩”与“昆仑石刻”论辩中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20世纪60年代，围绕《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作，郭沫若与高二适等学者展开激烈争鸣：郭沫若以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谢鲲墓志》等石刻字体古拙为据，推断《兰亭序》笔法流丽、结体灵动，不符合东晋早期书风，疑为后人伪作；高二适则从《世说新语》《晋书》等文献考证入手，结合书法风格演变逻辑，反驳“伪作说”，强调《兰亭序》的笔法特征与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的艺术成就相符。这场论辩虽因时代环境未能充分展开，却推动了魏晋书法史、文献考据学与考古材料互证方法的发展——正如此次“昆仑石刻”论辩，支持方从石刻文字风格、地理方位与《史记》《山海经》中“昆仑”记载的对应关系论证其价值，认为可填补秦代中西交通史空白；质疑方则从风化程度、文字时代特征提出疑问，强调“多重证据链”的重要性。双方交锋并非简单对立，而是共同指向更细致的命题：秦代官方文书书写规范如何？昆仑山在先秦文献中的地理指向是否唯一？早期石刻制作工艺有哪些地域差异？这些问题的探讨，与“兰亭论辩”中“魏晋书风演变规律”“文献与实物互证边界”等命题一脉相承，无论最终结论如何，都将推动相关领域研究向纵深发展。真理从不畏惧质疑，反而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愈发清晰，这是两场论辩共同印证的学术规律。

　　论辩的过程，也是对学术自由空间的拓展与守护，两场论辩虽处于不同时代，却共同彰显了“以证据说话、以逻辑服人”的学术品格。“兰亭论辩”发生于特殊年代，当时郭沫若已是学界权威，而高二适仅是江苏的一名地方学者，但他仍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勇气，写下《〈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直言反驳权威观点；毛泽东同志得知后，明确支持“百家争鸣”，推动这场论辩通过《光明日报》等平台公开传播，打破了“权威定论不可置疑”的桎梏。如今的 “昆仑石刻” 论辩，更呈现出跨领域、多层次的对话特征：参与者既有考古学界的资深学者，也有历史地理、古文字学领域的研究者，甚至包括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普通公众。不同背景的声音汇入论辩，无需顾虑 “门派之见”或“权威压力”，只需以证据为依据、以逻辑为准则——学者可基于专业判断质疑“新发现”，公众也能在讨论中提出朴素疑问。这种学术自由的延伸，正是“兰亭论辩”精神在当代的延续：学术的生命力在于自由探索，任何预设的“标准答案”都可能窒息思想活力，唯有允许不同观点碰撞，才能让学术始终保持对新问题、新视角的敏感。

　　从书法与文字学领域看，两场论辩更为文字研究与书风演变研究提供了关键观察维度。“兰亭论辩”的核心争议之一，便是《兰亭序》的书法风格是否符合东晋特征——郭沫若认为其“楷书笔意过重”，不符合东晋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半隶半楷”风格；高二适则指出，王羲之作为“书圣”，本就有推动书风变革的能力，《兰亭序》的笔法正是其“变隶为楷”的创新体现。这场论辩将个案书法分析与魏晋书风演变史深度绑定，推动了人们对“隶书向楷书转型期特征”的认知。此次“昆仑石刻”论辩，同样聚焦文字学核心命题：秦代是汉字发展的关键时期，小篆的规范化与隶书的萌芽，标志着文字从“古文字”向“今文字”的转型，而石刻文字的笔画是否符合小篆规范、结构中是否带有隶书萌芽，正是双方争议的焦点。这些讨论将“昆仑石刻”这一个案，与秦代文字制度、书风地域差异等宏观问题联系起来——正如“兰亭论辩”推动了魏晋书法史研究，“昆仑石刻”的文字争议，或许也将成为理解秦代书风复杂性的有益参照。历史上，汉代“孔壁古文”之争、近代甲骨文辨伪，都曾推动文字学突破，两场论辩在学术脉络上的呼应，再次证明“争议性材料”是文字学与书风研究的重要推动力。

　　回望这两场相隔60余载的论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一块石刻、一幅书法的争议，更是中国学术“以辩求真”精神的生动传承。“兰亭论辩”在特殊年代守护了学术争鸣的火种，“昆仑石刻”论辩则在当代语境下拓展了学术的边界；前者让书法史研究与考古考据深度结合，后者则让历史地理、文字学与公众认知产生联动。它们共同提醒我们：历史研究从来不是静态的结论，而是动态的探索过程；知识的生长，既需要严谨的考证，也需要开放的讨论。无论最终“昆仑石刻”的真伪如何判定，这场论辩已与“兰亭论辩”一道，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以辩明真、以论促学”的典型样本——而这种学术精神的传承，或许比石刻、书法本身更宝贵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