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姆·苏丁是20世纪初期表现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画中的形象扭曲而粗糙，透露出一种斯拉夫式的忧郁。其特色在于粗犷有力的造型、浓重的色彩，以及对视觉冲击几近野蛮的渴望。他的作品充满激情与力量，并未追随当时任何画派，而是始终坚守自己独特的风格。苏丁的表现主义内涵依赖于直觉的力量，不受形式的束缚。他神经质的性格也影响了其画风。如同凡·高一样，他画作中的色彩与造型都表现出一种狂热的情感。莫迪利亚尼对苏丁的艺术创作影响深远；苏丁对塞尚的理解、对非洲艺术的把握，以及对当时前卫艺术的认知，共同帮助他形成了反学院式的风格。

　　很少有画家能像柴姆·苏丁那样，以如此强烈的笔触描绘人物形象。例如《穿绿外套的男人》创作于他旅居巴黎期间（1921年左右），它不仅是一幅肖像画，更像是对肖像画概念的挑战。画中的人物仿佛消融在笔触的漩涡中，被涂抹、扭曲，似乎苏丁正试图以暴力的方式从他身上榨取出某种真相。他描绘的是沸腾的情感，刻画人物时仿佛对方随时会消失，描绘存在则像是一场为保持完整而进行的斗争。这幅画鲜明地体现了苏丁的风格：人物似乎同时从周围的混乱中浮现，又被这混乱所吞噬。他身体略微前倾，但画布却仿佛在将他向后拉扯——世界正在拖拽着他，威胁要将他摧毁。

　　苏丁并未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心理深度，而是带来了心理冲击。观者不是去解读这幅肖像，而是去感受它。

　　当苏丁描绘风景时，他不仅仅在刻画一个地方，更是竭力将其转化为情感的宣泄。在他的风景作品中，世界仿佛在痉挛：建筑物向前倾倒，大地向上隆起，树木扭曲变形，强烈的动感几乎令人触目惊心。自然宛如一个正在发烧的生命体。

　　画中的建筑——一群赭色房屋、红色屋顶——虽依稀可辨，却被苏丁赋予了一种暴力感。这种暴力感既呼应了塞尚的结构扭曲，又与埃尔·格列柯那种狂喜式的拉伸笔法相似。房屋并非坐落在土地上，而仿佛是从土地中喷涌而出，被某种内在力量向上拉扯。每个角度都显得紧张，每条轮廓都在颤抖，仿佛风景本身正处于崩塌或创造的过程之中。

　　苏丁的调色板常被形容为“火山爆发般的”，在这幅画中以惊人的强度迸发：墙壁上刺眼的黄与红，同植被如瘀伤般的绿与黑形成鲜明对比，营造出一种心理上的冲突感，而非自然的和谐。他的笔触厚重、痉挛、从不中立，打破了画家与描绘对象之间的界限。观者能在每一处涂抹、每一处崩塌的形状中感受到他的紧迫。

　　最终呈现的是一幅更像肖像的风景画。画面没有固定视角：地面倾斜，小路如受伤的肢体般向内蜷曲，天空低垂，仿佛压向大地。苏丁构建了一个重力失衡、视野动荡的世界。他没有提供可供沉思的场景，而是将观者推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中，仿佛置身于一个在自身强度重压下逐渐分崩离析的风景。

　　这是苏丁最不妥协的一面：凶猛、抒情，并且毫不畏惧将扭曲视为通往真理的途径。他的风景画不是地形图，而是风暴，是伪装成外部世界的内在生命力的爆发。苏丁在生活与艺术上的独立性，以及坚持以自己方式作画的决心，很早就已显露。童年时期与残酷经历的抗争，以及他精湛的技艺，都鲜明地体现在那些充满挑衅意味的画作中。

　　当许多同时代艺术家致力于抽象艺术时，苏丁的绘画却始终保持具象，且极其生动、富有表现力。他的作品以强劲而奔放的线条为标志，赋予画面无与伦比的表现力。

　　尽管苏丁被誉为最重要的现代艺术家之一，作品也被众多重要博物馆收藏，但他的知名度仍不及朋友兼同事的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和马克·夏加尔。1945年后，他对绘画的影响体现在抽象表现主义、眼镜蛇画派以及伦敦画派的代表人物身上——他们都视苏丁为灵感源泉。威廉·德·库宁、杰克逊·波洛克，尤其是弗朗西斯·培根，都是他最著名的仰慕者。此外，达娜·舒茨、莱迪·丘奇曼、艾米·西尔曼、艾玛·塔尔博特、托马斯·赫希霍恩、尚塔尔·约菲和伊姆兰·库雷希等当代艺术家也将苏丁视为其艺术生涯中的重要参照。在一部为本次展览特别制作的影片中，这七位艺术家深入探讨了他们对苏丁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