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所在的某高校按规矩让我填写表格，其中的一项就是“你在当年做过什么项目”。我从来没申报过什么项目，只按自己的兴趣去完成学术性研究。而我的兴趣在中国画研究方面：中国古代美术史，中国古代画论，中国古代的绘画，今天的中国画都是我研究的范围。在这个大范围里，又特别关注中国古代绘画的体系性问题，20世纪以来中国绘画的思潮性问题，包括今天中国绘画的思潮性和趋势性问题，都是我关心的问题。所以我的研究方向就紧紧地围绕所喜欢的这些问题和方向。

　　我出版的书都是人家给我稿费，而我只需要心无旁骛、安安静静地研究，因此也不需要研究经费，也不需要去申请项目，只凭兴趣。尽管我当过多年的全国美展评委，也当过中国美术理论的最高奖“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终审评委，但我自己从来没有去申请过奖项。久而久之，我已经积累了一千多万字的相关研究，出版的著作和相关的学术文章也非常多。在我所在的那所高校所有的学科专业领域里，很多年我的学术锋芒都一直处于该校前列。在学校的科研处我也是挂了号的著名“科研大户”，还获得过一些奖励。但我没有项目，也从来没去申报项目。因此，在发来的那张表格中，我填了“本人只做自己的项目”的内容。

　　但是一些年轻的同事告诉我，你过去的那一套做法已经不行了，你当年做的那些事甚至可以不叫“科研”。现在的科研必须是项目，必须是拿奖；发文章也必须发在CSSCI刊物上，发其他刊物不算；甚至还要计算校企合作项目企业给学校打来款项金额的多少。如果做不到这些怎么办？会把你“末位淘汰”，停止聘用。

　　好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说过，他们的研究是因为兴趣。因为兴趣，他们才执着一生去从事自己喜欢的探索，因为好奇心，才有探索未知世界的执着，他们想都没想过获“诺贝尔奖”。理科是如此，文科更是如此。正因为大量的学者艺术家们凭着自己的兴趣，才能把学术生态烘托得生气勃勃、五光十色。

　　当前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在某些方面呈现出过度功利化的倾向，甚至催生了部分投机行为。为了在美展上获奖，画家们去参加一些应对国展的培训班，以获取人脉；研究画展动向，以投其所好。一些重要刊物发表文章收费，一篇文章几万、十几万的都有。获奖或发表文章固然是成果的体现，但若完全以这些作为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则可能忽略学术与艺术本身的价值多元性。

　　至于项目，那是在项目申报指南的方向引领下去申报的，与申报者个人的兴趣研究方向关系不大，什么方向热就做什么。这两年做这种方向，过几年做完全不搭界的另外一种方向，做上一辈子学问，连个学术方向都没有。如果真要问这位学者是做什么学问的？可能只能回答，是做项目的。

　　在现有评价体系下，部分学者或艺术家的研究方向可能更倾向于迎合项目指南或热点，而非完全出于个人学术志趣。现实中，也存在一些人在获得职称或地位后，学术产出或艺术创作积极性下降的现象，这反映出评价体系在持续激励方面可能存在短板。

　　在过度强调项目、奖项与经费的评估环境中，那些专注于兴趣驱动、长期深耕的学者与艺术家，往往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与发展困境。很难出现如鲁迅、郭沫若、赵元任、刘文典、辜鸿铭、华罗庚、陈寅恪、钱穆、梁漱溟、沈从文、金岳霖等或者我们美术领域的齐白石、张大千、启功、潘天寿、李苦禅、蒋兆和、黄胄……无论做学问或者做艺术，要做到顶尖都需要天才，而天才往往又都是偏才。所有的天才都是循着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跟着自己的天性而不是项目指南去走的。

　　回顾历史，正是那些遵循兴趣与好奇心的天才们，创造了斑斓多姿的文化与艺术篇章。而在今天的评价体系下，我们是否也为这样的天才留下了足够的生长土壤？而当后人来抒写我们今天的文化史和美术史的时候，我们还能奉献得出几个可与鲁迅、陈寅恪、齐白石、张大千比肩的文化人与艺术家呢？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唯有在制度设计中更好地平衡“功利性激励”与“兴趣性探索”，才能真正激发学术生态的持久活力，才对得起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